好的博物館，應該用什麼方式和觀衆“說話”
沈辛成，1984年生人，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碩士，複旦大學考古學碩士，北京大學博物館學學士，兼職美國時政評論和網絡文學創作。非業餘博物館愛好者，走訪全美七十餘座博物館，曾服務于美國自然曆史博物館、“911”國家紀念館和紐約曆史學會，參與從事檔案研究、出版與策展工作。現為佐治亞理工學院科技史博士候選人，新書《紐約無人是客》近期由中西書局出版，在實地探訪和深入了解的基礎上，對紐約數十家博物館進行了多維度的介紹和評價。
本科的時候，我在北大賽克勒博物館長期擔任講解員，中文的還比較好辦，英語的材料院方提供的太不口語化了，太重了，于是我就自己琢磨出來一套帶外賓參觀的套路。
後來各個院系要建立青年志願者團隊，考古系裡就由我帶頭，希望帶一支講解員隊伍出來。
我為此設計了一些初階的培訓課程，當時師弟師妹們參與很踴躍。據說後來這個培訓就成為優良傳統保留下來了，我畢業後多年還聽說他們現在也還在源源不斷地培訓講解員，這也算是我對我們院系的一點微小的貢獻。
在賽克勒的經曆也成為了我最早接觸博物館工作的一個契機。當時有過一個事給我印象很深，我接待一位外賓，講完一圈之後她告訴我，你們這個博物館比故宮強多了。這個事使我明白了博物館的生命力，未必在于家當有多豪華，而取決于你叙事的方式。
在紐約的時候，我念的碩士項目是知識和實踐并重的，因此我有幸在三個非常出色博物館實習——美國自然曆史博物館，9/11國家紀念館，還有紐約曆史學會。在這一年時間裡，我也是第一次真正參與到博物館幕後的工作中。
在美國自然曆史博物館，我參與的是檔案研究和策展的工作。AMNH至今仍然在構思一個為期十年的翻新工程，内部建築要改改結構，因為二十世紀初的那種新古典主義風格，展廳啊動線啊都太不生動了。另外内容也要更新，所以我的老闆，AMNH人類學部的主任就叫我去為她做事。
在AMNH實習的半年，是一段很長見識的時光，因為這個博物館不但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然曆史博物館之一，而且也是美國學術史上很關鍵的一個地點。
AMNH基本可以算是北美人類學的濫觞，美國人類學之父Franz Boas就是在這裡工作，布展，把自己的研究理念變成一種大衆可以看得到的産品。
後來Boas在博物館工作不得志，就去了哥倫比亞大學工作，他在那裡培養出了一大批學生，這些人後來基本構成了北美人類學這個學科的脊梁。
其中一些後來也回到AMNH工作，比如著名人類學家、自由勳章的獲得者Margaret Mead。所以AMNH的有好多個展廳，尤其是動物标本為主的展廳，仍然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模樣，但在學術研究方面一直是走在前列的，人類學在這個博物館裡有一種很特别的地位。
這種對學術前沿的敏感，牽引着博物館發展的方向。我在AMNH實習的時候，正是這次十年重建工程開始的時候，雖然做的都是最基礎的工作，但是每個星期我們要開一次會。亞洲人類學和亞洲哺乳動物兩個部門的頭和工作人員坐在一起，讨論的都是關于整個陳列走向立意的宏觀話題。
比如我們是不是應該嘗試把人和動物融到一個陳列裡，如果要這樣做的話，那麼怎麼平衡自然主義叙事和人本主義叙事，既不能讓動物完全變成一種社會性構建的附庸，比如農業和畜牧業視角下的家禽家畜，也不能完全把人社會性的一面給壓縮到生态系統裡面去，尤其遇到中日韓這樣文化上很繁盛，但是又落在早期人類學研究框架裡的亞洲文明，就有許多許多内容需要重新考量，需要對你認識世界的方式做很多有趣的修訂。
所以在AMNH這個學術和展示并重的博物館，我學到非常重要的一課，那就是博物館工作人員有一種不可替代的功能，他需要具備一種perception，一種感知。
這個感知當然肯定要高于生活，但這種拔高不應該是靠完全屈從于某一種學科對世界的假設，用大量的術語和專業概念來實現的。這後半句話什麼意思呢，我拿我們國内的情況來做個說明。
拿北大考古文博學院來舉個例子，這個學院裡四個專業方向：考古學、文物保護、古代建築、博物館學，其中最不受待見的就是博物館學，我當時在念這個專業的時候，其實挺受隔壁的欺負的，因為他們覺得博物館學是個“僞學科”。
為什麼呢？因為這個領域唯一的功能好像無非就是把考古學已經梳理诠釋完的東西變成展覽再面向大衆推出去罷了，在這條生産線上，你是最最下遊的一環，那别人怎麼可能把你當回事呢。
其實，我認為所謂博物館學，不應該隻是如此的。
我相信大家參觀大多數博物館的時候，也會有類似的感受，一個關于出土文物的陳列，像一本考古報告一樣，量很大，但其實通常都挺無趣的。分型定式，把東西按照時間序列，按照考古學文化碼放好，博物館工作人員的任務就完成了，餘下的還有什麼事情可幹呢？
序言和結尾的地方提一提文物出土的這個地方自古就是勤勞勇敢人傑地靈，先民們的勇氣和智慧我們要繼承發揚光大，是不是這樣？
好幾年前我幫一個江西的陳列做過一次英文翻譯。江西有個仙人洞吊桶環遺址，這個遺址出土了一萬兩千多年前的陶片，這是非常非常罕見的，學術意義很大，甚至入選當年世界十大考古發現。結果你們知道那個陳列的頭和尾是怎麼概括的？說是我們要繼承仙人洞人勇于進取、開拓創新的精神，在今天把仙人洞精神發揚光大。
我當時就吐血了，這英語怎麼翻？！這仙人洞人再怎麼說也就是洞人，又不是仙人，這樣概括顯然不合适。
這種類型的陳列的叙事，之所以讓人反感，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考古學的類型學本來應該是手段，結果現在在大多數陳列裡成了目的。
作為一種研究方法，類型學當然非常重要，那是給研究打底子的，但是作為一種叙事，它就承擔不了博物館應該有的功能了。同樣是說曆史，你是喜歡聽易中天袁騰飛給你把故事說得生動呢，還是喜歡盯着一張年表大事記，然後把它背下來？顯然是前者，後者作為叙事是不合格的。
第二，這個勇于進取開拓創新的話語，究其本質，是一種假設。
假設什麼呢？假設的是，一萬多年前生活在這個遺迹的人，和“我們”當代的江西人甚至當代的中國人，是有直接聯系的。這是一種西方考古學上世紀五十年代時候的一種解讀，也就是文化-曆史考古學——空間上有界限，時間上連續的，而這樣一個在時空維度上的一個單位的考古學文化。它對應的通常是一個特定的種族、一個特定的民族，或者一個特定的區域族群。
那這個聯系其實是否是真實的有質感的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别說一萬多年前的，就是我爺爺的爸爸我都不認識沒見過摸不着，我怎麼可能跟這個對象産生“共情”的體驗呢？更何況在這麼長的時間跨度裡，遷徙、通婚、戰争、疾病……九成九造這個器物用這個器物的人群早已經不在了，而你作為觀衆，恰好出現在這裡，和這個對象本身本來就是沒有關系的，這個共情根本是不可操作的。于是你就會覺得這個太假，太官腔了。
所以這種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叙事”，是嵌套在兩種更大的話語裡面的，一個是文化-曆史考古學，一個是民族主義話語。北京猿人“學會”用火，在周口店的博物館解讀是和這個套路差不多的，不過北京猿人反映的可不是周口店人民或者北京人民的精氣神了，而是全中國人民的，因為他在時間上算是一個“源頭”，所以晚于他的所有中國人都跟着沾光。
這種無意識的話語，這種被假定的、被默認的超現實的連續性，在我們還能夠利用它來做點“拔高”，幫助博物館内容設計立意的時候，它是有幫助的，畢竟比完全不拔高要強不少，起碼有一個中心思想了。
但是當它和其他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官方”的叙事方法重合太過，就會自然而然地産生一種距離感。人們去博物館，對觀賞對象的假設是文化，是曆史，是一個脫離當下的“他者”，但是最後卻好像學了一節政治課一樣。用戶體驗如果是這樣的，即使免票也沒人去博物館，除非他是去吹空調上廁所去的。
可見，即便是一個我們日常中再熟悉不過的博物館“說話”的方式，其背後也是有學理在的。對這個學理不敏感，結果就是不知道怎麼去替換它，不知道怎麼去修正它，腦洞開不起來，想破了頭也不過是上級學科限定的内容，博物館完全沒有談判權，結果就是擺出一副不是很在乎觀衆的樣子，好像你看不懂你不喜歡看是你有問題，不是我有問題，這樣就很不友善。
近幾年比較有轟動效應的陳列，基本也都是靠展品本身的分量，比如這個那個國寶，或者難得一見的海外文物巡展，而很少是因為陳列内容設計有趣、好玩、别出心裁而取勝的。
現在大多數新館、大館，重點政績工程，一般都把精力集中在如何把陳列弄得更氣勢恢宏上，如何增加所謂的高科技手段上，但是在叙事的層面上，博物館等于自己認定自己隻是載體，基本完全把能動性交托給别的學科去了。
我們吸引了大量喜歡湊熱鬧的人民群衆，這也沒錯，但是還有潛在的大量的想看更高階诠釋水準的觀衆，喜歡冒險喜歡不同喜歡個性化服務的這個市場，我們的博物館行業至今沒有開發出來。
博物館陳列内容設計這個環節其實是最需要學養的。設計者需要具備跨學科的知識，在叙述的這個層面，需要考古學、曆史學、人類學、體質人類學、藝術史、環境學、跨文化研究；在自省的這個層面，也就是時刻提醒拷問自己“我設計的陳列可能會附帶什麼樣的政治話語”“我是不是需要去消解它”這個層面，需要文化批評、文本解讀的後現代理論、符号學；在推廣的這個層面，你需要營銷知識、研究消費者行為設計問卷、回收問卷、數據分析……
很可惜的是，我們的博物館工作在這些層面做得挺不夠的，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培養人招聘人的時候，一開始的方向就是沒有去考慮這些的。
其實在美國考古學的研究潮流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轉型了，開始關注器物背後的過程，而不是器物本身，這種趨勢現在在國内學界也是常識了，但是絕大多數時候學術思維的新發展沒能體現到博物館展示的層面上來。
這是很遺憾的，因為這樣就是讓觀衆一直在看落後于時代的東西，而一旦他們對博物館這個場所的想象失去了那種張力，那麼博物館對自己的要求也就降下來了。
在當下中國的文博界，博物館的這種因為遲鈍而産生的清高的距離感是非常危險的。為什麼這麼說，因為現在你有競争對手了。以前沒有，所以即便不進，也不算是退。
現在不一樣了，現在大家都用微信，智能手機、微信真正的在很短時間内将我們這個社會轉化成為信息社會了，新的串聯方式很快的将原本話語權被國家和精英壟斷的文博界、文博市場，變成了一片輿論的陣地。
近幾年出現了一個叫做“國寶幫”的群體，他們是起初是通過純粹的對文物收藏的興趣愛好走到一起，後來這個利益鍊和利益群體一旦形成，它就開始像一台機器一樣開始擁有内在邏輯和慣性了。
去年夏天，香港實業家邱繼端向北師大捐贈六千件“古瓷器”，他是民間收藏家，把自己的藏品捐給母校當然是好的，是應該鼓勵的，可是他收藏的這批文物明顯是假的，而且假得離譜。即便是我這樣隻是受過最初級考古學訓練的人，也能看出來這都是假的。
但是這個事情還是進行下去了，北師大收了，那就是制度性的認可，不管他背後的動機是什麼，這就是一個标志性的事件，一個發端。面對廣泛批評，國寶幫作為一個社群，開始展現出自洽的思考和攻擊性的态度。他們說，中國那麼大曆史那麼長文物那麼多，憑什麼隻有你們專家說是真的的東西才是真的？我們都覺得我們邱先生這六千件文物是真的！
這個論斷當然是荒唐的，但是如果我們因為這種邏輯不正确不科學，就置之不理一笑了之，遲早是要付出慘重代價的。要知道，一件假文物，也是有價值的，其價值取決于買家願意支付的價格。而一旦買入假文物，買家是很難去承認這是假文物的，因為那樣既丢臉又虧錢。于是這個平行于文博界的圈子就形成了一個自己的市場，制假售假，買假，然後硬說是真的，而這套邏輯的推廣不需要專業知識的，唯一的推動力就是錢，你一旦買賣了，進入了這個圈子，你其實就會逐漸被吞進這個行業的自在邏輯裡去。
所以專業的科班出身的文博界現在手裡有什麼牌可打？論錢，沒人家多，論嘴，沒人家兇。還一副很清高的樣子，那老百姓去投奔更歡迎他更讓人有歸屬感更有兄弟情義的圈子去了。
所以說，現在這個時代，輿論的陣地你不去搶，那就會成為别人的。到時候整個行業幾十年辛辛苦苦建立的職業水準是非黑白，就都要被資本的力量給攪渾了。
國寶幫依托的這個審美話語，就是被博物館傳統的叙事方式慣出來的，一個器物隻有外貌是重要的，其形成的時代、運用的背景、制作的原理、原料的産地、原料的運輸、加工的流程，這些在博物館的叙事裡都沒有。于是就給想要扭曲審美的人鑽了空子，你說這個鼎越大越好，那我造假造一個比浴缸還大的，你說玉璧越精美越好，那我造一個雕得你眼花缭亂的然後硬說它是商代的。
說到這裡我想提一下震旦藝術博物館，陸家嘴那棟金燦燦的樓的一樓，那座博物館規模不大的，展品也不是多麼多麼國寶級，但是整個叙事非常帶勁。它不僅教審美，它還給你全方位的展示玉器的制作流程，非常詳細地一步一步拆給你看。那麼你一旦對這個生産線有所了解，就不會去執迷于最終的産品有多花哨，而是更全面的領會了一個手工業的循序漸進的發展，這個神秘的東西它就落地了，回到人間了，它反而親切了。
我的看法是，目前所謂博物館學這個學科依舊停留在很迷失的階段。
2008年，在中央政府的推動下，全國各級博物館開始推行免票，這當然是好事，但是把這個事業的經營純粹的簡化為數字，那就很沒趣了。
我認為，這個行業要健康起來，光靠自上而下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這不是中國的問題，美國也是的，紐約也是，我的書裡列舉了好多例子，自上而下差點就把某處遺迹拆了之類的，還是自下而上的保護力量去把城市的風貌給留住了。
文博界，博物館從業人員，和相關部門的負責人，最要緊的是要明确現在的市場格局裡，誰是盟友，誰是對手。學生志願者，是盟友，把屍位素餐的鐵飯碗換掉，帶去年輕的思維，帶去腦洞，你這個地方的精氣神就變了，還省錢。
社區志願者，是盟友，你把本地人找來，培訓他既用學術的語言又用很有代入感的身份，去建立一種可以去接入的共情。這就需要博物館善待志願者，尊重志願者。
我在三座博物館的實習，都感受到了相當的尊重，在紐約的這些博物館裡，說法是：如果你是志願者，那人家會顯得特别珍惜你的存在；可你一旦成為固定職員，反倒就不那麼被當塊寶了。我在自然曆史博物館實習的同事都是中學生，他們最後申請大學的研究方向都是和他們實習的内容有關系的，他們申請的時候填簡曆也可以多一筆，學生志願者和博物館是彼此需要的，是可以雙赢的。
還有誰是盟友？跨行業跨學科的學者，這些人腦洞最大，應該用他們來打破學科設定的邊界和假設。民間資本是盟友，要去找金主，去支撐一個頻繁策展頻繁更新的活躍度，去營造一個能和國寶幫相抗衡的話語強度和廣度。
總而言之，我認為我們目前面臨一個機遇。九年前，這個行業對社會參與的認識還是一種很家長式的解讀。2008年的免票政策就是一例，确實惠民了，但也讓參觀博物館本身變成了一個很“廉價”的事情，那個儀式感被消解了，我認為這不是好事。
如今我們面對一個富裕的、高标準的、個性化消費要求的城市中産，門票錢其實根本不是問題，反倒是我們的内容設計應該要跟得上民智的發展，跟得上挑剔的要求，要讓一個陳列叙事變得聰明起來，而不應該去依賴最簡單粗暴的行政手段，去操弄數字，去一味讨好。
我想最後強調一下，《紐約無人是客》不是一本歌頌西方在這些事情上如何優于領先于我們的書，這是我對美國的觀察，和震旦博物館做的事情一樣，這是我在試圖把紐約把美國把西方，拖回到地面上。
對于文博專業背景的讀者，我想要達成的是一種新的假設：一個博物館或者一個曆史建築之所以能夠存在于紐約這樣一座極為不穩定的城市裡，它是有曆史原因的，它是有許多力量共同促成的，它能夠在被保留之後一直存續下去，成為一個社區的标記，通常是因為它對人民是開放的，無論是台前還是幕後，它都是在歡迎社會參與的，它像是被縫進了紐約這塊棉被上的。
我相信當我把這種縫合的過程描述的足夠細緻，我們就不會再囿于中西之别這種粗淺的框架，不會再去責怪我們的體制，或者等待一個領導幹部成為這個行業的救世主，認定當下我們沒什麼可做的，隻有等待，而是會想一想在日常生活中，也許也有許多我們力所能及的事，就能讓這個行業變得更有人味一點。我尤其希望比我年輕的後輩們，在讀的大學生們，心中一直懷着這樣的社會責任感，多走出校園，給自己找點機會。老實說，這年頭你不是碼農，你都沒資格躲在象牙塔裡——對，我說的就是文科生們，多出來和真實的社會打交道，不然博物館學這個學科根本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
本文為沈辛成5月20日在“海上博雅講壇”所做的演講，原題為“博物館：我們需要叙事者，還是講解員”，略有删改。
轉自：澎湃新聞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原标題：博物館：我們需要叙事者，還是講解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