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為什麼需要自己的倫理部門

　　本文作者艾瑞克•哈塔拉•馬塞斯（Erich Hatala Matthes）是美國衛斯理學院哲學系的助理教授。他的研究領域主要涉及藝術、文化遺産和環境方面的道德和政治議題。他多次撰文呼籲博物館界重視對藝術倫理的研究。

　　大都會博物館陳列的帕森陶壺（Python’s bell-krater）被懷疑來自盜墓，惠特尼雙年展的達娜•舒茲（Dana Schutz）作品引發公衆抗議，南方聯盟紀念碑移除事件飽受争論，這些事情表明，博物館需要把研究藝術倫理列入其工作内容。這些引人矚目的案例迫使博物館陷入一系列複雜的倫理問題，比如文化财産、文化挪用以及不公正的遺産等，而博物館還未對這些問題做好充足的準備，一旦公關危機解除，馬上就不再對此關注。雖然博物館可能為規範職業行為制定了相關道德準則（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對于這些迫在眉睫的根本問題，他們缺乏進行持續研究的内部制度支持。将藝術倫理列為研究重點應當成為博物館的使命之一。

　　比如，生物倫理學逐漸興起，該領域也成為了醫療機構的研究重點。誠然，醫療從業者會根據相關職業道德準則來規範自身行為，不過這僅僅是生命倫理學研究的一部分。生命倫理學主要關注由醫學實踐引發的一系列深層倫理問題：我們該如何應對治療過程中的潛在風險？如何看待人工合成生物體涉及的道德問題？基因編輯工程需要承擔哪些相關責任？探讨這些問題對政府決策和從業者行為有一定指導意義。雖然這些問題十分棘手，但問題本身又非常吸引人，因為它們為行為守則劃定了邊界，并且限定了醫療實踐的具體性質和範圍。除了解決當今的倫理争議之外，這一研究還為應對未知挑戰奠定了基礎。于是，世界各地的醫院、大學及政府機構都逐漸創立了生物倫理學研究中心和部門。

　　相比之下，盡管有關藝術倫理的問題頻頻發生，引人矚目，但是世界各地博物館對藝術倫理層面的研究少之又少。不過這也不足為奇。藝術其本身就具有一種魔力，驅使我們在身份和權力中保持平衡，正視曆史問題和接連不斷的不公現象，反思自身的職責所在和人性弱點。此外，這些問題也同樣适用于藝術資源的控制、保存和分配。

　　最近飽受争議的南方聯盟紀念碑移除事件完美印證了這一事實。在對公共藝術進行評估時，我們應當把目的和背景放在什麼位置？那些批量創作的雕像，比如立在達勒姆(Durham，位于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紀念碑移除事件的發生地之一)滿臉皺紋惹人憐憫的那個雕像，應該被視為藝術嗎？如果不是，這些雕塑作為曆史文物又處于什麼樣的地位呢？公衆在對日常生活中的藝術施加控制時又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些問題早已産生，不僅反映了公衆的争議所在，還折射出很多其他現象。博物館應當就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并且引領公衆跳出現代媒體關注的視野，持續開展廣泛而細緻的讨論。這顯然與促進從業者恪守職業倫理沒多大關系。雖然這些舉措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它們并不能解決那些複雜深刻的問題。不過，那些率先倡導倫理守則的協會機構，如美國博物館聯盟，将會在博物館至關重要的下一步發展中起主導作用。

　　雖然上文例舉了一些違背道德準則的行為，但是博物館在改善這些現象方面依然大有可為。比如擴大我們的道德想象力，促進跨文化交際，提供更多渠道，讓公衆表達一直以來避之不談的政治情緒和想法。博物館不應該隻呼籲人們關注藝術，還應該扮演不可或缺的質詢角色，倡導研究藝術的倫理邊界，并且探求藝術倫理的可能性。

　　藝術與文化組成人類生活的基本維度，它們與倫理道德沖突相互交織。正确對待藝術需要我們正視倫理道德問題，要求我們不僅做到嚴守規範準則，還要進行持續性的批判研究。正如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設立了生物倫理學部門一樣，史密森學會作為一個由政府資助、半官方性質的博物館機構，也應該設立一個專門研究藝術和文化道德倫理的部門，其他大型博物館也應效仿。這一舉措可能會使這些機構的藏品、實踐以及曆史都面臨新一輪的批判，但也會開辟新的途徑，彰顯它們視傳播藝術為自身使命而作出的不懈努力。

　　　　　　　　　　　　　　　　　　　　　　　　　　　　　　　　　　　　　　　　　　　（粟佳文 譯自Apollo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