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为什么需要自己的伦理部门

　　本文作者艾瑞克•哈塔拉•马塞斯（Erich Hatala Matthes）是美国卫斯理学院哲学系的助理教授。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艺术、文化遗产和环境方面的道德和政治议题。他多次撰文呼吁博物馆界重视对艺术伦理的研究。

　　大都会博物馆陈列的帕森陶壶（Python’s bell-krater）被怀疑来自盗墓，惠特尼双年展的达娜•舒兹（Dana Schutz）作品引发公众抗议，南方联盟纪念碑移除事件饱受争论，这些事情表明，博物馆需要把研究艺术伦理列入其工作内容。这些引人瞩目的案例迫使博物馆陷入一系列复杂的伦理问题，比如文化财产、文化挪用以及不公正的遗产等，而博物馆还未对这些问题做好充足的准备，一旦公关危机解除，马上就不再对此关注。虽然博物馆可能为规范职业行为制定了相关道德准则（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对于这些迫在眉睫的根本问题，他们缺乏进行持续研究的内部制度支持。将艺术伦理列为研究重点应当成为博物馆的使命之一。

　　比如，生物伦理学逐渐兴起，该领域也成为了医疗机构的研究重点。诚然，医疗从业者会根据相关职业道德准则来规范自身行为，不过这仅仅是生命伦理学研究的一部分。生命伦理学主要关注由医学实践引发的一系列深层伦理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治疗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如何看待人工合成生物体涉及的道德问题？基因编辑工程需要承担哪些相关责任？探讨这些问题对政府决策和从业者行为有一定指导意义。虽然这些问题十分棘手，但问题本身又非常吸引人，因为它们为行为守则划定了边界，并且限定了医疗实践的具体性质和范围。除了解决当今的伦理争议之外，这一研究还为应对未知挑战奠定了基础。于是，世界各地的医院、大学及政府机构都逐渐创立了生物伦理学研究中心和部门。

　　相比之下，尽管有关艺术伦理的问题频频发生，引人瞩目，但是世界各地博物馆对艺术伦理层面的研究少之又少。不过这也不足为奇。艺术其本身就具有一种魔力，驱使我们在身份和权力中保持平衡，正视历史问题和接连不断的不公现象，反思自身的职责所在和人性弱点。此外，这些问题也同样适用于艺术资源的控制、保存和分配。

　　最近饱受争议的南方联盟纪念碑移除事件完美印证了这一事实。在对公共艺术进行评估时，我们应当把目的和背景放在什么位置？那些批量创作的雕像，比如立在达勒姆(Durham，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纪念碑移除事件的发生地之一)满脸皱纹惹人怜悯的那个雕像，应该被视为艺术吗？如果不是，这些雕塑作为历史文物又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公众在对日常生活中的艺术施加控制时又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问题早已产生，不仅反映了公众的争议所在，还折射出很多其他现象。博物馆应当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且引领公众跳出现代媒体关注的视野，持续开展广泛而细致的讨论。这显然与促进从业者恪守职业伦理没多大关系。虽然这些举措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它们并不能解决那些复杂深刻的问题。不过，那些率先倡导伦理守则的协会机构，如美国博物馆联盟，将会在博物馆至关重要的下一步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虽然上文例举了一些违背道德准则的行为，但是博物馆在改善这些现象方面依然大有可为。比如扩大我们的道德想象力，促进跨文化交际，提供更多渠道，让公众表达一直以来避之不谈的政治情绪和想法。博物馆不应该只呼吁人们关注艺术，还应该扮演不可或缺的质询角色，倡导研究艺术的伦理边界，并且探求艺术伦理的可能性。

　　艺术与文化组成人类生活的基本维度，它们与伦理道德冲突相互交织。正确对待艺术需要我们正视伦理道德问题，要求我们不仅做到严守规范准则，还要进行持续性的批判研究。正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设立了生物伦理学部门一样，史密森学会作为一个由政府资助、半官方性质的博物馆机构，也应该设立一个专门研究艺术和文化道德伦理的部门，其他大型博物馆也应效仿。这一举措可能会使这些机构的藏品、实践以及历史都面临新一轮的批判，但也会开辟新的途径，彰显它们视传播艺术为自身使命而作出的不懈努力。

　　　　　　　　　　　　　　　　　　　　　　　　　　　　　　　　　　　　　　　　　　　（粟佳文 译自Apollo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