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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张瑞图行书七言对联

纸本、立轴

纵336.6厘米 横58.6厘米

该幅七言行书楹联为明代书法家张瑞图所书,上联:“日色才临仙掌动”,下联:“香烟欲傍衮龙浮。”署款:“瑞图”。下联钤:“张瑞图印”白文印及“大学士章”朱文印两方印章。

此楹联为行书书写擘窠大字,字大墨浓,用墨酣畅,字距结构紧密,字形结构平稳坚固,笔势呼应,用笔为张瑞图所独创“侧锋法”书写,线条简单、苍古、果断,张现厚重力度,奇姿横生,给人一种强烈力道的审美感受。清·梁巘[yǎn]在《评书帖》中曰:“张瑞图得执笔法,用力劲健,然一意横撑,少含蓄静穆之意。”此幅为张瑞图晚年传世精品之一。

(刘利/文)

深入探索

一、作者生平介绍

张瑞图(1570—1644),字长公,号二水、又号白毫庵主、果亭山人、芥子。

福建晋江人。张瑞图年少时家境贫寒,但他天姿聪明过人,且刻苦用功,少年时已熟读五经子史。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殿试第三,授编修,官少詹事兼礼部侍郎,以礼部侍郎入阁,官至建极殿大学士。

张瑞图召入内阁后,其精湛的书法风格得宦官魏忠贤所赏识,故其柄政(改:政治上)多迎合魏忠贤,谀附于“魏阉”“逆案”中,并为其书写生祠碑文,以此来谋取自已的官场仕途。“自(顾)秉谦、(魏)广微当国,政归(魏)忠贤。其后入阁者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之属,皆依媚取容,名丽逆案。”但张瑞图毕竟是儒学中人,他并未直接参与魏忠贤一党祸国乱民之事,因此他 “内持刚决,外示和易,阴剂消长,默施救济”。 如据林欲楫《明大学士张瑞图暨夫人王氏墓志铭》记述的:天启五年(1625年),懿安皇后病重,魏忠贤指使府丞刘志选逼害懿安皇后之父张国纪等戚臣,张瑞图出面阻止,戚臣得以保全。 天启七年,崇祯帝即位后,揭魏忠贤之奸,张瑞图因逆案终被遣归。回乡归隐后,张瑞图归于平淡安定的田园生活,情系于诗文翰墨,也因此他在书法艺术的创作上独树一帜,擅书名世,开创“奇逸”书风。崇祯十七年(1644年)卒于家,终年七十四岁。著有《白毫庵内篇》、《白毫庵外篇》等。

二、张瑞图晚年书法成就

张瑞图工山水画,尤擅书,精于行、草书。与明董其昌、米万钟、邢侗齐名,并称为“晚明四家”,另有“南张北董”之号。张瑞图在书法上的成就得益于晚年的他脱离了“魏阉”党派的束缚,隐居青阳故里,遁世参禅,回归于平淡恬静的心境,此时他自称“白毫庵主”、“芥子居士”,自由、无拘束的生活使他更加注重内在修为,他的书法艺术也在这种“禅道”修养中得到了升华。

张瑞图《行书五绝诗》   上海博物馆藏

晚年张瑞图善作擘窠(bò kē),大字(注:擘窠bòkē;擘窠大字即大字的别称,最初是篆刻印章用语。)其书风大胆、体势奇逸、笔法厚重扎实,张力充足,纵恣无忌,而独特之处在于其用笔的创新之举。在“明四家”中,董其昌书法造诣颇高,他的书风集晋、唐、宋、元之意,崇尚飘逸空灵的古典风气,可谓是集古法之大成;邢侗的书法优势在于“临古极肖”,但泥古不化,因遁守旧,未彰显自已独有的书风;而米万钟虽为米芾后裔,但不能得其精致笔法,未能达到前人之完美意境。相比之下,张瑞图敢于“创新”的思想则显得有尤为可贵,对明末清初的书法思潮具有开创意义。

张瑞图《草书五言诗》扇面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张瑞图的创新之举在于他“侧锋用笔”的“瑞图风格”。对于侧锋用笔前人有所避忌,尚未进行大胆的尝试,各书家们只是对笔锋的探究情有独钟,而张瑞图则直接将侧锋用笔运用于快速的行笔当中,使得字体耸肩方折,形成“方、硬、直”的奇逸之态,突显重笔横势笔画,其作品笔力遒劲、浓墨酣畅,给人一种别开生面、强烈力感的全新审美视觉。因此清·梁巘在《承晋斋积闻录》中评曰:“张二水书,圆处悉作方势,有折无转,于古法为一变。”清·秦祖永《桐阴画论》评价:“瑞图书法奇逸,钟、王之外,另辟蹊径。”

(刘利/文)

相关评论

1.《奇崛雄峭,力辟新天——张瑞图书法评说》,刘恒,《中国书画》,2005.05期

2.《一意横撑,独标气骨——张瑞图〈后赤壁赋〉赏临》,胡秋萍,《青少年书法》,2011.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