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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李东阳行草《自书诗卷》

绢本,纵36.4、横743.5厘米,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该卷作于正德八年(1513年),作者时年67岁。所作的诗有《钱塘江潮歌》、《西湖春晓图》、《清明日西庄作》、《城西省墓归过赵生园池二首》、《独酌二首》、《一醉二首》。这些诗除《钱塘江潮歌》(原名为《钱塘江潮图•为乔少卿希大作》)及《西湖春晓图》(原名为《题湖山春晓图》)已收入《怀麓堂全集》外,其余的诗均未见辑集。

《钱塘江潮歌》诗曰:“钱塘江头江倒流,中有潮声号万牛。堆银如山雪如屋,远影灭没当空浮。千峰将颓树欲秃,海若股栗天吴愁。来船欢欣势自下,瞬息千里无淹留。去船乘危贵得正,力尽一过且复休。跻攀分寸偶失手,顷刻下饱鼋与鳅。由来只(咫)尺不自觉,远望不敢凝双眸。客来未到胆已落,借问同行还见不。何人嬉笑欲起舞,越东老翁搔白头。群儿招呼或助叫,倏忽过耳风飕飀。达士遐观得奇赏,七泽五湖同一沤。天道虚疑月盈缺,世情妄假人恩雠。复将险巧作戏剧,乡里少年夸善泅。潮来潮去亦何意,人间万事良悠悠。我时渡江不相值,空对燕客谈杭州。壮怀高兴两莫遂,三十六年秋复秋。谁将妙思入画本,似与造化争雕锼。酒酣月落不知处,梦醒尚作江南游。”

《西湖春晓图》诗曰:“湖船着水平无舵,篷上使篙篷下坐。山光四面锦屏开,桥影中天彩虹卧。轻鸦拂树还千点,老鹤叫空时一个。宴客遥将绮席随,游人不惜青鞵破。江南风物今余几,看画题诗两无那。却恐湖山画不如,他年自买扁舟过。”

《清明日西庄作》诗曰:“谢病寻山第一回,绝无风少尘埃(此句可能漏一字)。花间倚杖亭亭立,水面流觞曲曲来。杜甫草堂居始定,邵平瓜地手须载。溪行野宿真随意,林外催归莫浪催。
  二月春寒尚未回,一春强半只风埃。汲残井水田犹渴,望断溪云雨不来。野外桑麻思旧植,垅头松柏是新栽。山林漫有田园兴,农事偏惊岁月催。”

《城西省墓归过赵生园池二首》诗曰:“因寻旧垅松揪地,偶过邻家芍药园。老去年多蓬鬓改,晚来风急花落繁。有情紫燕知新社,无数苍苔上古垣。欲向水边询往事,浴鸿飞鹭总无言。
  石堤沙路转逶迤,斜日轻舟晚更移。枝亨单不嫌纱帽湿,水深偏怯板桥危。行贪觅句携筇远,坐爱江流返棹迟。何处桑榆还暮景,野情村调两无期。是日闻林薄间有唱桑榆暮景者。”

《独酌二首是日饮松江酒》诗曰:“独酌花无语,交欢客有期。且将花当客,却被酒催诗。旧事经心错,微醺入面迟。乾坤五湖水,风味几人知。
  独酌杯常浅,微吟韵转幽。野情随事足,尘鞅有时休。爱月频开户,思山欲上楼。此缘抛未却,抛却更何求。”

《一醉二首》诗曰:“老来差觉酒肠宽,浅酌频斟也自欢。昨夜偶然成一醉,故人醒眼若为看。醉乡天地本来宽,万事无悲亦不欢。四十九年醒是醉,一时翻作醒时看。”

当这卷《行草书诗》书写完毕,绢面已满,李东阳又另纸在洒金笺上,道出书诗的原委,便署名落款。其自跋为:“文玉太史以宁波绢作长卷,请书近作。每遇晴天暖日,径造书室,令家僮磨墨以侍。其赏音好事乃尔,非身有之,岂能亲切有味如此哉!诗皆谢事后所得,故多山林丘壑中语,亦诗家所不讶也。卷后尚余一幅,其同年崔少卿世兴为趣成之。正德八年(1513年)十一月四日西涯识。”下钤“宾之”和“怀麓书楼”两方朱文方印。在正文之首上角钤“长沙”朱文印。

跋文中的“文玉”,即董王己,浙江会稽人,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乙丑科榜眼,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

“崔少卿”,即崔杰,字世兴,苏州吴县人。明弘治十八年进士,官礼部郎中、尚宝司少卿。

该卷引首“西涯墨妙”四个浑厚苍劲的大字,是近代著名金石书画家吴昌硕所题书,后钤朱文“俊卿之印”和白文“仓硕”二方印。接下来是明代王世贞的题诗及清代沈俊彩绘李东阳肖像。在拖尾上跋文的依次为近代吴昌硕、高时显、金蓉镜、赵时棡等著名金石书画家。

明王世贞所题诗文云:“故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赠太师李文正公东阳:

矫矫李长沙,髫年见囊锥。及乎操文柄,万流所趣归。宏基树层构,五彩寔彰施。新皇善逸豫,群蛊争媚之。公卿轰然散,而乃独依依。洁身岂不佳,王室阽艰危。回澜非所任,调剂亦不訾。苟存钜公度,焉恤少年讥。王世贞譔(撰)”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江苏太仓人。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万历十七年(1589年)官至南京刑部尚书。能书善画,是当时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和书法理论家,著有《艺苑卮言》等。

清沈俊所绘李东阳画像,头戴青色朝冠,身着红色朝服,双手捧笏,慈眉善目,面带微笑,神情专注,栩栩如生。图左上方,画家用篆书工整书写道:“少师赠太师李文正公”。下钤白文“沈俊私印”一方。

沈俊(清代人),字仰之,号叶舟,江苏苏州人,居虞山。家多名人粉本,善人物写真,间写花卉翎毛,风味不凡。

在书卷拖尾上,吴昌硕又题道:“西涯先生以诗名于正德间,近代称‘明七子’,先生其一也。书法沈著酣肆亦如其诗,世所罕见。天觉仁兄得此卷,良为墨缘胜事,用书卷尾以志欣赏。丙寅(1926年)秋仲。吴昌硕时年八十又三。”下钤白文“吴俊之印”和朱文“吴昌石”二方印。

吴昌硕(1844——1927),名俊卿,号缶庐,浙江安吉人。清光绪年曾任安东县知事,方一月挂冠而去。精通诗文、书法、篆刻,擅长画花卉,皆独具风格,堪称一代宗师。著有《缶庐诗存》、《印存》、《吴昌硕画集》等。

近人高时显跋文曰:“西涯先生,茶陵人,世居京师,五世皆葬畏吾村,万历中封其墓。我朝墓地属浮屠氏,在大慧寺西三十步许,法梧门祭酒与萧崑田侍御募修墓碣祠宇,湘乡谢芗泉侍御为叙缘起。嘉庆庚申,宛平令武进胡逊捐俸,赎墓田于百详庵,僧乃营葺墓道,建寺三楹,梧门记其始末,揭之祠壁,张皋闻为之书。其西涯故居,梧门定为在德胜桥西地,名煤厂,距梧门所居不数十武。戊午六月九日,同人因公生日,集祀之,并作长卷,而芗泉为之记。西涯则今之积水潭,详梧门所为西涯考,王琴德司寇诗净业寺北积水区:‘柔蓝一槛浮鸥凫,相传自昔西涯居。题西涯生日卷作也。’文正相业学门昭垂史册,而祠墓故居荒废泯没,犹待后人搜访考证,葺苴而存之。其翰墨托之绢素,几经燹劫而所得幸遗者,益为难遇,而可宝贵矣。天觉吾兄,夙好名迹,鉴别既精,求古如饥渴。偶得文正此卷,虽无印记,审为真迹,什袭珍如球图,郑重出视,俾拓眼福。庄肃展读,爱不忍释,以义自持,谨识数言,铭心之品也。中元丁卯(1927年)嘉平,泉江高时显野侯甫书于梅王阁。”后钤朱文“野侯书画”、白文“高时显”、白文“梅王阁”三方印。

跋文中多处提到的“梧门”,即法式善(1753——1813),姓伍尧氏,原名运昌,字开文,号时帆,又号梧门,蒙古正红旗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进士,官祭酒。能书善画,有著作传世。

高时显(1878——1952),字欣木,号野侯,浙江杭县人。清末举人。以擅长隶书和刻印著称,尤能画梅,其家藏古今名人画梅作品颇丰。曾任中华书局编审多年。

近人金蓉镜的题跋为:“西涯相弘治朝,钱牧斋(即钱谦益)谓休明之运,萃于成弘《怀麓堂集》,原本少陵、随州、香山,兼有眉山道园之胜。雍容台阁,词有体要,石王缶、罗王己、邵宝、鲁锋、何孟春六人,守师法不变,犹苏门六君子也!张亨父云:‘金羁细马,书明光碧色,罗衣锦绣,香行过玉河,三万骑少年争说李东阳太平宰相,出手便不同。’其重经西涯云:‘辘轳声里田田水,杨柳枝头树树莺。’亦华贵非后人所及。嘉靖后,山岳光气不完,人才学术皆薄,政事则张挂分宜(即严嵩),诗有王(世贞)、李(攀龙),学有白沙(即陈献章)、阳明(王守仁)。天殆属意白山黑水间,使不得不耗磨以至于尽。至国初,复归于正。此卷可以觇世运欤!天觉仁兄其宝之。丁卯嘉平,嘉兴金蓉镜记,时年七十有二。”后钤朱文“潜卢”印一方。紧接着又题诗:“意到笔到墨亦到,宰相太平方尔能;杏苑少年何日见,不如分与读书灯。香岩居士又题。”下钤朱文“蓉镜”印一方。

金蓉镜(1856——1928),字甸丞,晚号香岩,秀水(浙江嘉兴)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出仕湖南,清末归。其才学渊博,诗文优雅;擅画山水,简略荒率。

近人赵时棡跋文道:“西涯相业世或有议之者,盖以其坐视刘健、谢迁而不救也。殊不知西涯休休有容,善类为之保全者不少,正不得以刘、谢故而诬之。其文章颇负盛名,当时称为燕许大手笔,而坛坫风流在七子中推领袖。著有《怀麓堂集》。天觉先生得其手书,诸诗业已付装成卷,越数年复得遗像,拟重行补入,持以嘱题,展阅一过,用识数语以志眼福。庚午黍日,叔孺赵时棡识于娱予室。”下钤白文“赵棡之印”一方。随后又题:“是卷首《钱塘观潮歌》,字里行间有墨渍隐见,实系后之学书仿印者所沾染,庸妄人不知宝贵,留此微瑕,阅者可无庸致疑也。越二日叔孺再题。”下钤朱文:“时”和“棡”二方印。

赵时棡(1847——1945),字叔孺,晚号二弩老人,鄞县(浙江宁波)人,寄居上海。清末诸生。擅长金石、书画,尤善画马。晚年工花卉、翎毛、草虫。篆刻自成一家。

深入探索

1、生平概略

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生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卒于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以戍籍居京师,四岁能作径尺书。景帝召试之,甚喜,抱置膝上,赐果钞。后两召讲尚书大义称旨,命入京学。”至天顺八年(1464年)中进士,时年仅17岁。随后,以优于文学书法,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充东宫讲官,直至进文渊阁参预机务,晋升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弘治十八年(1505年),李东阳与刘健、谢迁同受顾命辅佐武宗皇帝持政,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就是在正德年间,太监刘瑾专权横行霸道时,李东阳仍身居高位(但在当时,他是出于难言的苦衷,趋奉宦官,“委曲匡持”,以求救正朝政的阙失,竭力“弥缝”、“补救”刘瑾乱政),直至故世。卒后追赠太师,谥“文正”。

李东阳画像

李氏家族以世代善书知名。祖父李祁(1295——1368),字一初,号希蘧,湖南茶陵人。元统元年(1333年)进士,为元朝辽阳儒学提举。元亡不出,寓居永新。其“楷法甚精,大书行草,亦遒逸含古意”。父亲李淳(生卒年不详),号憩庵。擅长楷书,“尝衍永字八法,结构八十四例,著论一道。景泰(1450——1456)间与李溥光所著《雪庵永字八法》上之朝”。李东阳就是在这种家庭环境的影响和熏陶下成长的。他4岁能写大字,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书法方面一发不可收拾,真、行、草、篆、隶无所不通。篆、隶尊秦汉,真、行、草诸体师法历代大家,尤其是行草书,可谓博采众长。其行草书,吸取了张芝神变无极的章法,兼收了王羲之藻丽多姿的书体,采纳了怀素纵横豪放的笔势,领悟了颜真卿雄浑遒婉的内涵,广泛而灵活地运用了苏东坡、黄山谷和米元章诸家各具特色而潇洒自如的体势,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个人风貌。

2、书法风格

明代书法以崇尚传统法帖、注重字体态势为基本特征。这一时期,尊法晋唐,归依宋元,人才辈出,被称为书法艺术的“守成时期”。况且,明朝各代皇帝和王公贵族,大都喜好书法。“成祖好文喜书,尝诏四方善书之士以写外制。”“仁宗则好摹兰亭,宣宗则尤契草书,宪宗、孝宗、世宗皆有书迹流传。孝宗好之尤笃,日临百字以自课,亦征能书者使值文华供内制。神宗十余岁即已工书,每携大令鸭头丸帖、虞世南临乐毅论、米芾文赋以自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于帝王们的喜好和倡导,使明代的帖学如同宋代一样兴盛,而且大有超越之势。字写得好,能得到皇上的恩宠,升官晋爵,食禄朝廷。所以明朝为官的文人士大夫,几乎没有不善书的。尤其是朝廷中,官位显赫、身居要职的大臣们(通过科举入仕或有才学的文官),几乎都称得上书法家。他们或在楷书,或在行书,或在草书,或在篆书,或在隶书等方面,都能不同程度地展示出各自独特的书法风貌,有的还堪称大家。诸如,开国元勋刘基,精篆隶真草,小篆为当朝第一;右春坊大学士解缙,小楷精妙绝伦,并擅狂草;礼部尚书吴宽,善各类书体;两广总督王守仁,行书清劲峻峭;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的董其昌,更是以秀逸虚灵、淡远率真的面貌,开一代书风,等等。其中,历仕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四朝,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李东阳颇具代表性。

在名人书画作品上题诗跋文,是历代文人的雅好,经过宋元的发展,到明朝更为兴盛。题书的字体,也因时因人而异。明代前期,由于帝王们倡导以书取仕,导致趋奉科举、姿势圆熟的“台阁体”书法风行。从洪武至永乐年间,皇帝下诏征召天下善书之士,择其优者授予中书舍人的低品级官职,中书舍人由十余人增至三四十余人,分别被安置到武英殿、文华殿等处,缮写内阁拟定的文书、诏令等。其书法有统一的、极严的要求和体例格式,这就是所谓“台阁体”书法,是统治者提倡、干预之下的一种特殊现象。这种书体又进而延伸到科举考试中。代表书法家有沈度、沈粲、滕用亨、陈登、朱孔易等人,他们书法总的特征是婉丽清秀、圆滑纯熟。至成化、弘治时期开始,曾盛极一时的“台阁体”书法随着君王的腐败无能,尤其是正德年的宦官专权造成的政治黑暗,已没有昔日的雍容华贵、妩媚遒丽的风范。所呈现的是刻板僵化、毫无生机,丧失了曾具有过的艺术魅力。随着“台阁体”书法的日益枯竭,文人、书法家们都不愿再继续受这种刻板书体的束缚,进而开始回归到古代书法的优秀传统中探寻新的途径,从而掀起了崇尚魏晋盛唐书法,以怡情适志、抒发个人情感为目的的书风。李东阳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书法艺术上,这卷《自书诗卷》可谓行草书中的佳品。全卷九首诗近千字,一气呵成,无一懈笔。行距绰适,体势峻峭清和,具有流动的美感。其用笔含蓄,节奏分明,运笔自如。整篇犹如高山流水,韵味无穷。正如《墨林快事》所说的那样:“长沙公(李东阳)大草中古绝技也,玲珑飞动,不可按抑。而纯雅之色,如精金美玉,毫无怒张蹈厉之态。盖天资清澈,全不带滓渣以出。”就其诗本身而言,其典雅流丽的文体,自然得体的章法,开启了一代诗歌的新风尚。其诗书如此融为一体,更显珍贵。
现存世的李东阳比较著名的行草书作还有《甘露寺诗》(纸本,纵111.5、横35.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和《杂诗》(纸本,纵29、横259.2厘米,上海博物馆藏品)等。《甘露寺诗》,笔墨舒展,行笔稳健,取法颜体是有创意。《杂诗》,用笔顿挫分明,笔锋藏而不露,行间宽绰,体势清拔舒和,师法怀素,而又有明显的个人风格。李东阳的书画题跋较多,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刘松年《四景山水图》、赵孟頫《烟江叠嶂诗》等等,都有他题书引首或跋诗文于卷尾,这些题跋都极见书法功力。

3、人品学养

李东阳能历仕四朝,成为成化、弘治年的阁臣、正德年的首辅,与他典雅流丽的文才和精湛超脱的书法,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天顺至正德年间,“朝廷大著作(如《宪宗实录》、《大明会典》、《历代通鉴纂要》及《孝宗实录》等)多出其手”,“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之后东阳而已。李东阳以台阁耆宿之尊,主持文柄,“其门生满朝”。因他是湖南茶陵人,故其诗派称“茶陵派”(在诗歌上,主张“宗唐”、“法杜”,反对歌功颂德、毫无生气的“台阁体”文风),为明代文学复古主义的推动者之一。他以别具一格、自成一体的书法风格,在明代书坛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书法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为世人所重。《明史•列传》称他“工篆隶书,流播四裔”。明邵宝赞叹:“西涯公真、行、草书皆自古篆中来,晋以下特兼取而时出之耳。”詹景凤评道:“东阳草书,笔力矫健成一家,小篆清劲入妙。”清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认为:“明之中叶,若邵宝之学颜,李东阳之学褚,皆能自树藩篱,独标真谛。”

李东阳可谓人品正、才学高、书艺精。他以自己渊博的才学、机谨的处世,历仕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四朝。他官位显赫,并能做到“立朝五十年,清节不渝”,这在封建官吏中是极为少见的。他在位期间,唯才是举,任人为贤,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奉公守职,尽心尽力。特别是能在刘瑾肆虐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他主持文柄,率“茶陵派”在诗歌上“宗唐”、“法杜”,力矫“台阁体”文风,推动着明代文学复古主义的发展。他擅长真、行、草、篆、隶各种书体,在书法上率先摆脱“台阁体”书法的束缚,宗法魏晋书法,提倡以怡情适志、抒发个人情感为目的的书风。他的书法,既有有遒美俊丽的风姿,又有奇肆奔放的格调;既有传统严谨的章法,又有创意革新的体貌;既有稳健行笔的沉着,又有豪放开张的酣肆。如他的行草书《自书诗卷》,笔力清劲,沉着酣畅,为其行草书之代表作。这种书风,在帖学大行、法帖之传刻盛极一时的时代,让人耳目一新。李东阳以其精湛脱俗的行草书体,在明代中期书坛上独领风骚。

相关评论

1、《李东阳的书学思想探究》,魏婧姝,《文学界(理论版)》,2010年第1期

2、《李东阳和陈献章对张弼草书的影响》,孙超,《淮阴工学院报》,2004年第2期

3、《李东阳及楷书<邃菴解>》,王伟,《紫禁城》,198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