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沙窑青釉褐斑贴花椰枣纹瓷壶

长沙窑青釉褐斑贴花椰枣纹瓷壶的流及双系下分别饰有一串带果实的椰枣纹。椰枣树是阿拉伯地区特有的常见高大乔木，树形美观，浑身是宝：果实椰枣含糖率高，营养丰富，既可作粮食，又可制糖、酿酒；种籽可榨油；枝叶可编椅、筐、席、托盘、扫帚等生活用品。椰枣树还有着优良的种性：耐高温、耐干旱、树龄长、产量大、具极强生命力。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在23年传教活动中，生活朴素，饮食简约，喜食椰枣。曾嘱咐其弟子：“你们要尊敬你们的姑祖母——椰枣，因为椰枣和人祖阿丹是用同一种泥土造成的。”故此，椰枣被赋予了宗教和文化内涵，阿拉伯人视其为圣树，称为母亲，是阿拉伯民族的象征。

长沙窑青釉褐斑贴花椰枣纹瓷壶局部——椰枣纹

中国在唐代中期已经将椰枣树作为观赏植物移入中国，杜甫诗《海棕行》描述了他在四川绵阳涪江畔看到的椰枣树，晚唐人段成式和刘恂分别在他们的著作《酉阳杂俎》和《岭表录异》中记载了椰枣树并有详细描述。然而，阿布•赛义德于公元916年前后撰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中介绍了伊本瓦哈卜在9世纪下半叶游历中国的情形，记述到，“在这个国度里，有可供人们享乐的一切，有美丽的森林，有水量充足、长流不息的河川，只是没有椰枣。”从这些史料可得：晚唐时，中国已从阿拉伯地区移植了椰枣树，但栽种面积很小，且绝大多数人不识此树，正如杜甫在《海棕行》所说，“时有西域胡僧识”。因此，长沙窑壶上的椰枣纹图案极有可能是阿拉伯商人给长沙窑作坊下的样式。

公元9世纪前叶，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中国史书称为“黑衣大食”）正处在极盛时期，它横跨亚、非、欧三大洲，且不断向外扩张，传播伊斯兰文化。精明的阿拉伯商人开展着如火如荼的国际贸易，将一地的特产、手工制品、珍奇之物贩运到另一地，从中谋取巨额利润。中国的丝绸、瓷器，印度和马来群岛的香料、矿物、染料、蔗糖，中亚的宝石，东非的象牙、金砂等都是阿拉伯商人经营的商品。

在对待商人方面，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特别尊重商人和保护商人的利益，使阿拉伯帝国商业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源于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及给予他极大支持的妻子都是商人出身，因此伊斯兰教创立之初，穆罕默德便提出，“商人是世界的信使，是安拉在大地上的忠实奴仆”。《古兰经》也明确规定鼓励和保护商业是所有穆斯林必备的义务和道德。商业贵族还是阿拉伯帝国上层统治阶级之一。这些因素促使阿拉伯商人不畏危险不辞辛劳的活跃于亚非欧三大洲，从事以中介贸易为主的商业活动，其活动范围从东南亚的苏门答腊、马来亚到南亚印度，再到西南欧的西班牙、北非的摩洛哥，甚至北欧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至于陶瓷类商品，当时世界上除了中国能生产精美的瓷器外，其他的国家包括阿拉伯帝国在内都只会生产陶器。

阿拉伯商人把握了从中国购买瓷器销往其他地区的绝好商机。然而，他们又不满足于瓷器上的中国文化，希望注入自己的文化元素于商品上。这样既可让中国瓷器更易被阿拉伯国家人们接受，又可在亚非欧地区传播伊斯兰文明。大唐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不排斥阿拉伯人的此种心理需求；长沙窑又用其精湛的技术将伊斯兰文明符号融入到了彩瓷上，满足了阿拉伯人的需求。于是，长沙窑彩瓷上出现了椰枣纹、阿拉伯文字、阿拉伯人物等图案。

长沙窑工匠用高超的制瓷技艺和博大的心怀成就了阿拉伯商人，也成就了自己。初唐和中唐时期中国的瓷器生产基本格局为南青北白，正如陆羽的《茶经》所说，北方邢窑白瓷若银类雪，南方越窑青瓷如冰似玉。到了晚唐长沙窑彩瓷趁着北方战乱的机会而崛起，价廉物美迅速打开销路，开展大规模国际贸易，产品销往世界上20多个国家，形成了唐晚期南青北白中彩瓷的三足鼎立局面。长沙窑的外销之路离不开阿拉伯商人的贡献：他们定纹样、下订单、做运输；也离不开东西亚文化的交融。

伊斯兰文明烙在长沙窑瓷上的印记被中华文明吸收和融合，如：椰枣纹成为了长沙窑瓷的一种重要装饰纹样，大量出现在长沙窑壶、罐等器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