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虎铜镈

一、青铜镈的形制与特点

铜镈是商周时期常见的青铜乐器之一。古代文献中的“镈”有一种含义即为大钟，如《周礼》中的“镈师”，郑玄注曰:“镈,如钟而大。”可见镈的一般形制略如钮钟，但又有不同。它不像钟口呈弧状，为平口；环钮，有的是复钮；形体较大，腹微鼓出，器身呈椭圆形或合瓦形。早期的镈体四面各有一道垂直的扉棱，西周克镈即为代表。或两侧带有鸟、虎等纹饰组成的扉棱。先秦时期有特镈与编镈之分。特镈为大型单个打击乐器，一般只能发出一到两个音，而且声音浑厚，贵族在宴飨或祭祀时，常将它同编钟、编磬相配合，作为节奏性的乐器使用，用来加强乐曲的重拍和主音。编镈有大型和小型，用以演奏乐曲或伴奏。自春秋以后，镈的扉棱逐渐消失，形体也渐小，小型编镈逐渐流行而与编钟相抗衡。约自唐宋以来，不少编钟逐渐改取镈的形制，遂致钟镈不分，镈名亡而实存。现在发现的镈有三件铭文上自名镈，即素命镈（春秋中期，齐国），叔夷镈（春秋晚期，齐国），邾公孙班镈（春秋晚期）。其他的镈形制像镈而铭文中称为钟。

从传世和考古发现出土的材料来看，整个商周时期的铜镈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春秋后期至战国末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体较矮、无扉棱、有钲间和篆间及36乳、一般饰蟠魑纹的镈，李纯一先生称此类镈为“北系镈或中原系镈”；第二类是以湖南湘江流域出土为主，体较瘦高、有两条或四条扉棱、无钲间或篆间、一般饰兽面纹的镈，李纯一先生称此类镈为“南系镈或越系镈”；还有一类是被李先生包括在“中原系镈”之内的矮体、有扉棱、无钲间或篆间、一般饰龙纹的镈，此类镈只见于关中及附近地区，年代最早的约在西周中晚期之交，后为秦文化继承，大约流行到春秋中期。

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的“四虎铜镈”属于“南系镈”，是年代最早的一类铜镈，高至喜先生《论商周铜镈》一文将当时所见商周铜镈分为四型，即：鸟饰镈、虎饰镈、云纹镈和以克镈为代表一类镈。虎饰镈的环钮两旁有高冠立鸟，镈体两侧有扉棱，纹饰繁缛，兽面正中作匍匐前进状的倒悬立体虎。四虎镈的器型更是奇特精美，器身两侧饰有4只扁形立虎，两两相逐，构成镈体扉棱。鼓部饰粗线条大兽面纹。

二、青铜器中的虎纹含义

《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在回答楚子的问题时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在王孙满看来。有一些动物是可以帮助巫师通天地的。

当时的人们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仰仗自然的恩泽而生存，同时又在无情残酷的自然现象面前，对各种不可知的物象产生了敬畏的观念及神秘的认识。人们在这种观念认识支配下，构造了“万物有灵”的形象世界。此时的青铜艺术表现出了神力兼并万物的倾向，以权力强化宗教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事事占卜，事事问神，用青铜礼器来供奉神灵，祭祀社稷、祖先，为酒为醴，载歌载舞，“致其敬于鬼神”（《礼记•运动》）。可见，青铜礼器怪异的纹饰把人置于恐惧与威严之下，在祭祀的烟火缭绕之中，巨睛凝视、阔口怒张，瞬间即可咆哮的动物纹饰，有助于造成严肃静穆、诡秘阴森的气氛，产生震撼人心的威吓力，充分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力量。这是青铜器上的虎纹产生的直接原因。

青铜器纹饰作为神人关系的中介物的图像标志，具有符号的意义，能够为同一社会集团的成员和本集团的祖先神以及所崇拜的诸鬼神仙灵所认同。所认同之物可以是具有图腾性质的物象，也可以是人们所崇拜的动物神。老虎是南方森林中最有力量的动物，其形象出现在青铜器上，不仅可以通天地，亦可避邪、祈福。虎纹就是在这样的心理因素之下而发展、流衍的。

从良诸文化起,虎纹就在南方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南方文化因素并没有孤立于中原商文化传统之外。商代青铜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虽然存在着不少地方风格，但只有极少数纹饰母题仅仅出现在一个地区。从虎纹可以看出，这种青铜文化并不简单是由北向南移民的结果，更像是各种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互相影响的产物。换句话说，中原地区文化在向南传播的同时，也不断吸收南方的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