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兽纹玉樽

hn-admin 在周五, 08/24/2018 - 10:26 提交

神兽纹玉樽
东汉（公元25-220年）
高10.5厘米，口径10.5厘米
1991年安乡黄山头林场南禅湾西晋刘弘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神兽纹玉樽为直筒形，已经被沁蚀成不透明的灰白色，但器表仍有光泽。其形制与汉代漆樽或铜樽造型一样：大直径筒形器体、呈轴对称形态的双铺首，还有按三等分圆周留置的圆雕蹲熊樽足。器身纹饰被三道凹弦纹分割成上、下两部分。上层浮雕出对称的铺首，纹饰主体分为三组：在云海中翻腾的两只螭龙，两只头背对峙的长喙独角龙，西王母与持着灵芝草的仙人；下部纹饰同样分为三组：持仙芝戏螭龙的羽人，独角兽与螭龙争抢着云中生长的仙芝，张牙舞爪的熊正与独角龙云中嬉戏。它们或是引颈昂首，或是怒目对峙，又或是翻转起伏而变化多端。樽上共有10只神兽、3位仙人，如另外加上3只圆雕蹲熊足、2个铺首，樽体上总计有18个雕琢生动的主题纹饰。这些繁密的纹样以流云为衬托，显得飘逸生动且气势恢宏。依据樽体器型与纹饰特征，此樽完全符合西汉晚期到东汉初年的玉樽的风格。容器内部发现有少许墨迹残留，据此推测，或许在刘弘或更早时代，这件玉樽曾用做类似后世文房所使用的笔洗。

深入探索

早期的器物出土于晚期的墓葬中，这是考古发掘中常见现象。东汉时期的这件玉樽出土于西晋墓中，可以说明它曾经是墓主人刘弘生前珍藏的古物。
刘弘是西晋名将，生于公元 236 年，字和季，沛国相人，即现在的安徽濉溪县人。年少时，他和晋朝开国君主、晋武帝司马炎是同窗，两人都住在洛阳永安里。其祖父刘馥为曹魏重臣，乃门阀士族。他本人一直和北方氐、鲜卑和匈奴等外族作战，因“有威惠，寇盗屏迹”，被晋武帝封为一等爵宣成公，赐金印紫绶。晚年历任镇南将军、荆州刺史、车骑大将军等职。于公元306年病逝于湖北襄阳军中，享年70岁。其人其事在《晋书》、《三国志·魏书》、《资治通鉴》、《清乾隆县志》等史籍中均有详细记载。
樽为战国时期出现的日常实用酒器。在汉代，酒一般藏在瓮、榼或壶中，饮宴时先将酒倒入樽中，再用勺酌入耳杯奉客。汉代的樽有盆形和筒形两大类。樽的胎骨多为铜胎或木胎，分为有盖和无盖两种。有盖的多以子母口扣合，盖顶衔环，腹部都有两个对称的铺首衔环耳，底下常有三足。目前考古发现的战国两汉时期的樽有青铜、漆木、布胎、玉、陶等不同质地的。铜樽在上流社会是常见的酒器，以玉制作樽的极少见，陶胎樽多为明器。漆樽不易保存，1952年长沙颜家岭乙35号楚墓出土的狩猎纹漆樽，生动刻画了猎人勇斗野牛、老者牵狗、猎犬追鹿、凤鸟飞奔和两鹤啄食等画面，是战国时期漆器艺术的杰作；1974年长沙马王堆2号墓出土的嵌玉铜樽，以铜条为骨架，玉片镶嵌于铜条之中，结合紧密，上刻云纹、柿蒂纹、凤纹、谷粒纹等，里外打磨光亮，制作精致美观；1965年长沙五里牌M1出土的筒形铜樽，圆筒形，带盖。器身饰三道凸弦纹，并附对称兽首衔环，三扁熊状立足。盖面中心有一环纽，环纽周围刻有四条蜿蜒翻腾的龙纹，凸弦纹上均匀分布三只跪兽，造型颇为古朴；西晋刘弘墓出土的玉樽则是目前所见最为精美奢华的汉代玉容器之一，故有“玉樽王”之称。

狩猎纹漆樽　

长沙颜家岭乙35号楚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狩猎纹漆樽局部纹饰

嵌玉铜樽　

1974年长沙马王堆2号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筒形铜樽　　　

1965年长沙五里牌M1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筒形樽和盆形樽有不同的用途，这从1962年山西右玉县出土的3件西汉时期自带铭文的铜樽上可得到验证[郭勇：《山西省右玉县出土的西汉铜器》，《文物》1963年第11期。]。这3件铜樽有两件形制相同，均为圆筒形，有盖，平底三足。盖顶中央有提环，周围有三个凤形纽，腹两侧各有一个衔环铺首，底接三个熊形足。中腹部一周宽弦纹带将腹隔为上下两区，酒樽外壁装饰着生动的浮雕兽面人身纹，以及虎、牛、羊、猴、龙、凤、鹿、骆驼等十余种动物纹样。盖内还残存有彩绘鸟兽纹，上面有一层朱漆。两器口沿及盖下的子唇外沿均刻有隶书铭文：“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造。 ”这件自名为“温酒樽”的器物，通高25、口径23、壁厚0.4厘米。同时出土的另一件铜酒樽，通高34.5、口径64.5厘米，平唇、鼓腹、圜底、下有三虎形足，腹有素宽带，中加弦纹一道。与带纹平行，分列三个铺首衔环，通体鎏金，并加彩绘群兽。平唇上刻铭文：“剧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造。 ”带盖，筒状的称为“温酒樽”，容量较小；而不带盖的盆状器称“酒樽”，容量较大。
据考证，温就是醖字，两字通假，醖酒为多次重酿之美酒。由于醖酒用连续投料法重酿而成，酿造过程历时较长，淀粉的糖化和酒化较充分，故酒液清淳，酒味酽冽。这种酒又名酎酒、清酒，酒度较高。为了防止酒力发挥过猛，古人或作冷饮。樽中所盛应该是冷的醖酒。而其盛器筒形酒樽亦称“清樽”。因而盛醖酒的筒状樽要比盛一般酒的盆形樽级别要高些。筒形樽上置盖，既卫生又保美酒醇香，并附有圆形三足托盘；而盆形樽则往往与他器杂置在案上或地上，并无专用的承旋，规格显然要低一些。饮宴时，不同的樽盛放不同的酒，正如汉乐府《陇西行》中所描述的：“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 ”[汉·无名氏：《陇西行》，见曹旭撰：《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1页。]由于酒樽高雅，常常出现在文人墨客的诗句中，如汉赋就有“主人前进酒”“清樽发朱颜”，对贵族宴飨场面有形象的描述。李白有“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之句。
甘肃平凉出土了一件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的神兽纹铜樽，它不仅与玉樽一样用浅浮雕的工艺，凿刻出各种穿云神兽；还有几乎与之相同的衔环铺首，其下三足也为 3 只整体写实的蹲熊、且各具形态。类似造型且有明确纪年的筒形铜樽，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蜀地生产的能装一斛酒的乘舆樽。该樽体被中部的环带区分为上下两层，樽体和承盘下的 6 只蹲熊也是颇为写实的圆雕形态，盘沿的铭文称为“雕蹲熊足” 。这种与酒樽配套的托盘当时称为“承旋”。该樽成品的两年后，蜀郡工匠又制造了一件几乎完全相同的乘舆鎏金铜樽，自名“大爵（雀）酒樽”[邯郸市文物研究所：《邯郸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05页。] 。铭文似乎表示，同类的樽均应是奢华宴会中盛装美酒的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