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类博物馆应循之路——美国艺术类博物馆馆长协会前主席对当前局势和未来发展的思考

　　自1992年美国博物馆协会出版《卓越与平等》以来，艺术类博物馆开始驶上社区服务与教育之路。现今，商业化运作的渗入又一次让艺术类博物馆的前途迷雾重重。艺术类博物馆馆长协会前主席Maxwell L. Anderson专门撰写此文，分析了美国艺术类博物馆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为一些不切实际的经济模式开下“药方”，以期帮助博物馆正确应对变化，调整使命，重新走向正轨。

　　1. 艺术类博物馆变化的景观

　　企业文化中新增了尽职调查和透明化的要求，同样，人们对非营利机构也不再是无条件的爱，无调查的资助。艺术类博物馆自上世纪80年代起从有钱人的专享区转型为“社区服务的典范”。最近，由于藏品难以界定的归属问题，博物馆被逼入国家或个人要求索还藏品的犄角，还常遭遇网络博客不太礼貌的质疑。其结果就是博物馆受到了主流媒体和政府各个方面越来越细微的监察。艺术类博物馆得到了立法者前所未有的“关注”，藏品滥用、保管不善、特殊利益集团、可疑来源……进而导致近几年博物馆渐渐被剥夺了多项免税资格（美国之前对博物馆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1.对其本身与宗旨相关的活动予以免税，如社会捐赠、政府拨款等；2.对向特定社会组织进行捐赠的个人或组织予以减税），也逐渐告别了原先坚实的财政基础。2006年，国家取消了艺术品捐赠免税的条款，预示着更多将要到来的风云变幻。作为博物馆的领导，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局面很大原因是我们造成的——是我们从商业角度考虑，不断声明自己是当地经济效益的驱动者；是我们在不停地改变自己本该坚持的立足之本。有数据显示，很多机构倾向于对不定期举办的特展大手笔投入，打造短期而昂贵的艺术体验，对常设展览却甚少问津。

　　之前被视为慈善和教育机构的艺术类博物馆现在成了人们眼中的金钱孵化器。我们把观众访问量的增长作为自己成功的主要证据；我们为自己辩护，博物馆是公众共有的财富，不仅在于它的藏品保护和教育职能，也因为它能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艺术类博物馆弱化了自己的研究与保护角色，也忽视了自己作为公众教育资源的潜能。过去几十年，博物馆不断加高中庭，新建扩建，不断开发商店和餐厅，不断组织各色付费活动，不断举办商业概念上的大展……却很少留意常展空间、教室、库房、实验室、图书馆、设计室等相对幕后的环节。博物馆传达的明显是企业化的信息，把自己当主题公园在经营，这无疑让博物馆在歧路上越走越远。

　　但不幸的是，艺术类博物馆不是主题公园，甚至和其他类型的博物馆也不一样：艺术类博物馆使命崇高，收费低额，还要承担庞大的幕后开支。除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现代艺术博物馆这两个商业活动巨头，美国其他100多家顶尖艺术类博物馆去年的门票收入总额是6700万美元，而运行开支是15亿美元。一算即知，艺术类博物馆只有不到5%的资金来自门票，属于财政赤字的教育机构。富人和基金会的赞助是博物馆的主要经济来源，而绝非观众消费。艺术类博物馆应如它的老战友图书馆和大学那样，与时俱进的同时，绝不能遗弃它们的教育使命。收藏、保护、展示、教育一直是、也应该永远是艺术类博物馆最最重要的职责。从80年代起我们就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让商业化模式浸入博物馆，把我们的使命染上了营利的味道。我们欺骗自己，也诱导那些资助我们的人相信“毕尔巴鄂效应”（一个城市因汇聚大量建筑杰作而繁荣）是可以复制的。古根汉姆博物馆也许正是毕尔巴鄂最耀眼的建筑，它自身也凭建筑一举成名，被称为“博物馆的奇迹”。这种模式确实是可以复制的，前提是当地政府有能力并愿意拿出足够的资金（毕尔巴鄂在1997年投入了1200万美元）。任何想要照抄古根汉姆的博物馆都要先确保政府会源源不断地提供运行费用，选用的建筑师享誉世界，还要以与欧洲国家同等丰厚的文化背景为依托。现在的古根汉姆已收起了当初雄心万丈的面孔，新任馆长采取的是传统路线：忘记出售藏品的过去，收购优秀的艺术品并充满想象力地展示给公众。

　　如今，博物馆狂热地关注“票房”，却不再费心收藏和保护，这也导致很多私人收藏家不再把珍藏交给博物馆，而选择自己开建博物馆。公共博物馆为震撼观众刻意设计的巨型展厅除了在一两年一次的特展剪彩后迎来短暂的收入高峰，其他时候产生的都是巨额的能源费和安保费。为了填补开支，也为了创造条件引进下一次大展，博物馆选择了牺牲教育项目。但实际情况是这些特展很少能盈利，不仅如此，所有工作人员接连几个月都要抽身为特展服务，导致设备维修推迟，扭曲了博物馆应传达的信息：其常设展览与当地的关系最为重要，并长青不变。

　　上世纪整个90年代，博物馆领导人（包括博物馆理事和馆长）都在追求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像那些顶尖大城市的其他类博物馆一样，成为永久盈利者。但实际上，除非我们能保证充足和多渠道的捐赠，永盛不衰的旅游浪潮，超赞、值得不断宣传的常设展览，在拥挤和仍在不断壮大的休闲市场中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否则我们的扩建就是自点死穴，迎来的只能是更加赤字的财政。博物馆现在正在承受不理智行为带来的经济恶果。大部分企业都不再活跃地赞助展览，基金会也对他们资助的项目有严格的限制，政府的投资更是几近殆尽。种种不友好的信号让博物馆如履薄冰。最近，一位教师被辞退，原因是因为在达拉斯艺术博物馆参观中，这位教师没有注意“保护”学生，让他们看到了几幅裸体画。在这种大气候下，以民意为本的立法者、以效益为本的企业、保守的基金会都很难再继续支持我们艺术类博物馆。

　　同时，媒体和公众都有这样的感觉，以往和大学、医院、慈善所等其他非营利机构一样隐身的博物馆近几年被屡屡拖到了聚光灯下，遭受关于是否贪污、错误报告等拷问。事实上，大多数博物馆领导人还是很欢迎这种新式的“全民报道”的，公众可以由此知道他们在为研究、学术和大众教育孜孜辛劳。世界在变化，方便的国际交通和无所不在的即时通讯在传播文化相似性的同时，无疑也在夸大人类的种种差异。无知和偏见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是，不同人和不同观点如此便捷的流通让这个社会看起来充满了价值观的冲突，其中不乏信仰极端主义分子的悲剧。艺术类博物馆的首要责任便是引导公众开放式接受不同的思想。艺术，作为视觉交流的最高形式，不仅是传授一代人视觉文化的强大工具，也是培养大众欣赏差异的宝贵途径。博物馆应阐释的是艺术固有的情感和思想价值，而非其商业潜能。博物馆是时候从商业景点模式的歧途上回头了，以生机勃勃的教育机构身份服务观众、服务社区才是正道。艺术类博物馆不要违背自己的创建初衷：帮助公众理解和接纳复杂的世界。也有人指出，博物馆无妨公开藏品各方面的价值和机构运营开支。藏品购买和活动经费本来就应是公开的数据，刻意隐瞒实非民主之举。

　　2. 未来发展应循之路

　　美国博物馆协会于1992年发表了《卓越与平等》，如今，博物馆管理人员都坚信服务社区的是博物馆必不可少的职能。不幸的是，博物馆一味模仿商业景点，对学术和内在建设的投入大幅度减少。由于经费减额、短视管理、媒体注视和现代生活节奏等原因，明智专业的决定被无奈替换。为了艺术类博物馆的再度繁荣，请博物馆领导人考虑一下以下建议的价值：

　　培养——现在学校培养出的博士生缺少艺术历史领域最基本的素养：批判式观察和思考。虽然新一代的学者能更宽泛地理解艺术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中的地位，但大多数年轻的艺术史家还是无法鉴别一副未发表的绘画作品究竟出自谁手——学校强调理论学习，却无形中忽视了实践观察的价值。博物馆本应百花齐放，高度个性地向公众展示不同时期、不同风格、不同技派艺术家的作品，但很多策展人不敢冒险收购艺术品，对市场走势亦步亦趋，导致一个国家的展厅都挂着惊人相似的展品。

　　博物馆有必要把貌似过时的鉴赏能力基础培训再提上日程，如果一时无法灌输各种艺术品（从古希腊花瓶、版画到数字媒体）的物理特征和保养难度等知识，也至少培养他们鉴别艺术家作品和明智挑选优秀作品的能力。

　　收藏——博物馆是汇聚历史精华的宝库，也是新思想的摇篮。在收藏方面，博物馆应具备收藏和支持各个时期艺术品的冒险精神。为了获取公众信任，我们必须通过合法手续收购艺术品，并公开那些在所有权方面有疑点的藏品。

　　我们需有眼光、有勇气地支持当代艺术，反对本位主义和狭隘主义，因为这些偏执的思维不仅禁锢了个人自由，还常引发歧视和暴力。我们还需诚实和公开地认识市场的力量，如有可能，公开所购藏品的购买地和价格。

　　保护——那些非常规途径保管的藏品需要具备新技术技能的专业人员。在过去和当代藏品的保护方法方面，博物馆应加强馆际协作，合力研究。对最新发现记录并发表，慢慢进行知识积累，而不是照搬某个博物馆的模式。

　　展示——常展展厅和特展展厅的展示内容应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片段式思考既不利于博物馆活动的可持续开展，也阻碍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博物馆需要时刻留意是否存在与博物馆核心使命无关或偏离的项目。现在的观众眼光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往所向披靡的印象画派放到现在可能会是一个巨额亏损的展览。

　　捐赠——过去几十年，美国博物馆一直依赖免税待遇得以在世界收藏和展示领域居领先地位，所以，博物馆应联合抵抗各种税费的恢复和持续上升。我们必须合力扭转法律，重新鼓励私人收藏家向公共机构捐献艺术品。下一个战场是房地产遗产税，立法者计划废除房地产遗产税（原先向博物馆捐献遗产可减免税费），因为保守派错误地认为遗产税会威胁小家族企业，但实际上受影响的仅是那些超级大亨。长久以来，房地产遗产税都有这样的声明：在一个依靠非营利机构（而非政府）来满足公民健康、教育和其他众多需求的国家，公民在死亡后有义务将财富归还社会。为了传承美国开国元勋的精神，美国税法一直都支持公民将一代人创造的财富造福大众，而不是某显赫家族代代累聚。废除房地产遗产税绝非艺术类博物馆愿意看到的前景，它照顾的是富人的利益，而非博物馆。是时候大声说出事实了：如果没有跨代人将财产移交给艺术博物馆，我们本就举债经营的大楼将遭受更难以想象的经济重创。

　　只关注参观量的娱乐化经营是非常没有远见的。门票费用不仅会让很多观众对博物馆望而却步，还会让我们从教育机构变成肤浅的景点。所以，博物馆需要在建筑运营赞助费和年度拨款上多下功夫，即使博物馆无力承担有些特展的费用，必须收取门票费，也要尽可能争取让观众可以免费参观常设展览。在一个健康发展的艺术类博物馆经济框架中，其绝大部分运营费用应来自捐赠和拨款，这样一来，才能促进艺术和知识自由，减少妥协；而博物馆商店、典礼、教育活动、会员等收入只应是蛋糕上的糖霜，点缀而已。总之，艺术类博物馆最好能免费开放，只对那些开销较大的展览、活动和项目收费即可。

　　参与——为观众准备讲解工具非常必要，但还远远不够。博物馆应尝试与每位潜在观众都建立关系，包括对观众进行研究，邀请他们参观，满足其特殊需求等。与观众建立良好的关系不仅在于周密设计的指示牌，还需要根据具体区域特点专门制定关系战略，更需要对艺术类博物馆“精英”的头衔高度敏感。艺术类博物馆引导大众更好地理解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我们在感到骄傲的同时，公众的参与也是我们应不懈追求的目标。如今很多博物馆利用社交网络与公众在线互动、开展教育和社交活动，为博物馆公众参与开辟了新的道路。

　　监管——公平监管和责任共担是良好管理的重要标志。依靠自身规则永久性存在的董事会需考虑他们所服务的社区，明确博物馆的使命和愿景，支持专业人员的抱负，经常反思他们在确保无拘碍艺术体验方面取得的进展，必要时还需重组领导层。董事会需组建财政委员会来进行财务探讨，并确保委员会的构成同时包括使命实现和财务方面的专家。如此一来，全体董事会就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博物馆员工研究、保护、教育等多种职责。艺术类博物馆良好管理的最大挑战可能要数那些艺术市场中志愿领导的参与。这些志愿领导往往是卓有成绩的收藏家，被授权对博物馆进行监管，而他们产生的影响力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为此，我们必须制定措施，确保博物馆收藏和展示的艺术品是出于对公众利益的考虑，而非受收藏家的影响。

　　管理——艺术类博物馆的馆长必须从真空中走出来了。如今，透明化管理要求馆长们公开那些曾经被视为敏感的信息，包括博物馆收购的内容和收购来源、获取捐赠的款额和开支记录、对哪些对象做到了满意服务、如何评估等等。透明化展现的不仅是博物馆运行的机制，更是馆长秉持的管理哲学。某个馆长的领导风格可能会得到公众监督的支持，也可能从以往有远见卓识的英雄形象被批判为如今特立独行的狂妄分子。

　　规划——博物馆领导人应鼓励员工具备企业家精神，同时保证学术水准，促进专业发展和出版；工作重心应放在馆藏数量增长、藏品保护、展览和项目规划上，而不是短期的关注度；应寻求那些明白大局的捐赠者，时时警惕不要被自身利益干扰；将科技作为必不可少的工具来投资，但不能“为科技而科技”；学会平等地尊重每一件艺术品和每一个观众。

 　　3. 结论

　　从本质上而言，艺术类博物馆的重要地位来自其对世界艺术珍宝的保护。当下，我们需要重新调整博物馆展现这一使命的方式。艺术能让我们更细微地了解自己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所以，博物馆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在保管这些藏品，博物馆彰显了艺术在生活中的向心力。别再大张旗鼓地宣扬博物馆能解决社区中的所有社会弊端，能促进投资和经济发展；在完成对藏品的多项责任基础上，更加细致地确定博物馆在改善社会方面可以实现的目标，如为那些被忽视的学龄儿童提供服务等；别再对外宣称我们自给自足、更别鼓吹我们能承担起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责了，我们需要赞助人慷慨解囊，否则我们无力服务更多观众。但捐助人和观众都不能左右我们的艺术取向：博物馆对艺术的选择应当大胆并具强制性，不应糅杂过多的妥协。重申博物馆的教育使命并不意味着脱离一般观众，恰恰相反，在当今娱乐至上的社会，艺术类博物馆才是我们寻求身心愉悦之所。博物馆可以选取传统的公共博物馆模式：保护和分享财富（包括手稿、首版、档案等），既向专家学者开放，也为一般公众服务。图书馆读者济济当然是我们乐意所见之事，但我们对博物馆最最重要的评估标准是馆藏图书的质量高低、保管是否专业、开放程度如何、是否为更好地服务读者及时进行技术更新，而不是首先考虑读者量或流通图书数量。

　　由于担心与社会脱节，博物馆偏离正轨，研究、收藏、保护、阐释这些核心使命的地位一落千丈。如果博物馆与社会关联度的丈量标准是观众量，而不是艺术珍宝的保护和展示水准，那么博物馆就会把潜在顾客需求作为一切工作的基础，从而忽略了博物馆长远的责任：培养公众对古今往来艺术珍宝的理解和欣赏能力。观众对博物馆的满意程度并不在于其对艺术品的专业保护，而更多地取决于博物馆展示的内容和范畴。博物馆策展人可能会因专业限制常常采用“老一套”方式，并不像馆长那样有开阔的视角，但事实上，艺术类博物馆正是依赖于策展人的能力才能有别于其他会议中心、广场等艺术会场：所有艺术会场都会在艺术展示与体验的抉择中有妥协、有受限，而唯有艺术类博物馆遵从的是策展人的选择，是这个领域的良心。

　　最好的“药方”是什么？坚持艺术体验，而不是像商业景点那样，追求外在虚饰和经济效益。美国博物馆的成立、发展以及今后的命运都依赖于私人捐赠，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这条道路畅通无阻。在未来几十年，如果艺术类博物馆不断强调其教育使命，跨代人会将数额庞大的遗产转交给博物馆；反之，这些想造福公众的捐赠者则会把钱输入其他非营利机构，如大学、图书馆等，因为这些机构会对其个人或企业进行宣扬赞誉。博物馆如若继续误用商业运营模式，那我们最后的归宿就是娱乐行业惨淡经营的一份子：用领先艺术类博物馆的运营数额和其观众量来算的话，博物馆为每个观众付出的平均成本是60美元。

　　较之重新建立捐赠者对我们的信心，当务之急恐怕还是要力阻日渐流逝的免税政策，而博物馆高调进行的商业活动无疑加剧了这一进程。我们必须坦诚并始终如一地表示，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是为公众服务，而不是如商业景点般依赖观众量盈利，否则立法者就更有理由继续削弱我们的免税权利。如果我们继续不切实际地企图用门票收入来追求所谓的自给自足，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潜在捐赠者一去不复返，门票收入要纳税，甚至连捐赠也要纳税。博物馆领导人需平衡教育职责与企业化经营之间的关系，切不可因经济利益破坏了保护与分享艺术珍宝的使命。只有致力于公众服务、研究和保护，艺术类博物馆才能有广阔的前景。

相关信息：

　　艺术类博物馆馆长协会（Association of Art Museum Directors）成立于1916年。协会以提高艺术类博物馆对社会的贡献为使命，其宗旨为制定并实施职业最高标准，为该领域信息和思想交流搭建平台，维护会员机构的利益，塑造公众对艺术及艺术影响力的认识。会员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北美洲国家的214位馆长。

（Maxwell L. Anderson 著；李慧君 译自北美艺术博物馆馆长协会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