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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博讲坛·第61期】大家来了:湖南古代刻书与刻帖

“烟云尽态 ——<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展”自开展以来,结合各类讲座与现场传拓体验活动,吸引了大量书法、碑帖爱好者。为更好地传承与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使观众更加清晰地了解湖南古代刻书与刻帖的阶段发展与特色,5月22日,湘博讲坛邀约湖南图书馆学术带头人、文献研究所所长寻霖先生,为观众带来题为《湖南古代刻书与刻帖》的主题讲座。

在正式讲述湖南古代刻书与刻帖前,寻霖先生对拓印、雕版印刷、活字印刷三种中国传统印刷术进行了概论,对比了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的优劣,指出雕版印刷虽耗时费力但字体规范、版刻精美,版本可多年保存并随时印刷。随后他以雕版印刷术作为印刷基础,展开了本次讲座主题分享。

讲座由湖南古代刻书讲起,寻霖先生以宋明清三代为划分,分别分析了湖南刻书情况:宋代湖南刻书主要集中在长沙、衡阳、道州、永州等地,虽不及浙江、江苏、福建、江西、四川等地区,但宋孝宗年间刻《柳柳州文集》三十卷、南宋长沙刘氏书坊所刻《百家词》、南宋绍熙间谭州知州所刻《玉堂杂记》,是目前所见湖南刻书中所存最早的实物、中国最早的词集丛书与目前所知最早的活字印刷实物。进入明代,湖南刻书仍旧无明显特色,但明代长沙藩王大多刻书。直至清代晚期,湖南刻书赶上全国刻书步伐,并在官书局刻书、私家刻书、书坊刻书方面或多或少有所超越。

所谓官刻,即由宫廷和各级官府主持的刻书活动。刻书经费由官府承担。一般而言,官刻书以御纂书及儒家经典、历代正统典籍为主,以达到规范、教化的功用。湖南有湖南官书局、传忠书局、思贤书局三大官书局。

而在历代官刻并不兴盛,地方官刻书更是寥寥的情形之下,私刻与坊刻成为了刻书的重要力量。私刻,即私人自行镌刻,自承经费的刻书活动。私家所刻多为刻书人自身著述、先人及家人著述或刻书人所喜好心仪的著述,其刻书目的为自身收藏或赠送友朋。而坊刻则是家庭作坊式的书坊刻书活动,以牟利为目的,往往编纂、刊板、印刷、发行一条龙,其刻书内容多为民间日常所需的小学启蒙书、唱词小说、皇历日历、乡党应酬及简略医书为多。

除去这样的基础分类方式,寻霖先生还为观众提供了另一种观察视角。在这种视角下,善堂、善士刻书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这一类刻书既包括扬善惩恶的劝诫之书,也包括积福修道的慈善之书。刻书人或善士或善堂,发行方式或免费赠阅,或免费刷版,或以成本价出售,经费由善士集资或捐赠。所刻之书一般篇幅较小,装订简陋。清代末年,湖南产生了专门的善书机构,如长沙宝善堂、积善小补堂、湖南善书流通处等。研究传统重官刻与私刻,而轻坊刻与善书。其实于广大民众文化知识普及提高方面,坊刻与善书的效果实际上尚有胜于官府刻书及私家刻书。

讲座下半场,寻霖先生带领观众将视线转向湖南古代刻帖,梳理了湖南古代刻帖源流,分析了宋、明、清三代的刻帖基本情况。湖南古代刻帖的主要类型包括历代名人墨迹丛帖、郡邑名人丛帖、友朋书信丛帖、诗文题咏丛帖、个人书法作品丛帖。从湖南古代刻帖源流看,宋代主要为摹刻《淳化阁帖》,如宋曹士冕《法帖谱系》即载有“庆历长沙帖”等记载。明代本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时期,但湖南人文不昌,今未见有期间湖南人编纂的法帖存世。直至清代,湖南丛帖编纂与刊刻迈入了繁荣期。

寻霖先生总结道:“历代湖南法帖的编纂及刻石并不繁荣,有影响但法帖更少,随着西方铅印、石印、影印技术的传入,雕版、刻石等传统的文献生产方式也因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讲座最后,寻霖先生应邀与观众做了一次近距离的分享与沟通。半小时中,现场观众有幸近距离观赏、触摸、感受寻霖先生珍藏的刻书与刻帖,并面对面地就讲座中的疑问、文物信息与专家进行了深入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