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博讲坛•第1期】解读“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

湘博新馆新气象，为打造“共有、共建、共享”博物馆，让公众广泛参与博物馆学术活动，构建常态化、学术含量深厚、开放性的新湘博学术科研共享机制和平台，自2018年1月始，聘请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坛讲学，名之曰“湘博讲坛”。

“湘博讲坛”第一期

时间：2018年1月25日上午（9:30-11:30）

题目：东方既白——解读湖南省博物馆“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

主讲人：李零

主讲人简介：李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艺术科学院（AAAS）院士。是当代中国最具有思想深度和宽度的学者、思想家之一。在考古、古文字、古文献、艺术史、军事史、方术史、思想史、历史地理等领域造诣精深、卓有建树。

讲座回顾：

2018年1月25日上午，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在湖南省博物馆学术报告厅，为社会公众专场解读“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本次特展主策展人、湖南省博物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李建毛研究馆员主持讲坛。这是全新湘博首开专家讲坛的第一讲，围绕湘博新馆第一个原创特别展览“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展开。

“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于2017年12月29日面向广大观众推出，将持续到2018年3月28日。本次展览荟萃全国30家文博机构的典藏珍品240余套，国家一级文物云集，共同描绘波澜壮阔的春秋战国大时代：一个新生产方式定格的时代；一个造物神工，器以载道的时代；一个中华传统文化奠基的思想时代；一个文化融合，华夏认同的时代。

展览海报

李零教授从政治大背景、礼乐制度、金属冶炼、工艺技术、文字发展、思想高度等诸多方面深刻解读春秋战国这一革旧鼎新、孕育新生机的变革时代。

讲坛现场

就政治大背景而言，李零教授指出这时“诸侯力政，不统于（周）王”。列国兴衰，大体分三步走：第一，周室东迁，晋、郑是依，晋、郑地位最高。秦襄公护送平王有大功，秦亦因此而崛起。当时，郑、虢是王朝的左右卿士，郑、虢争政，是乱之所起。乱子是从王畿的内部闹起，逐渐扩大到周围的诸侯国。第二，齐、鲁、晋、卫、燕是周初封建的五大诸侯，但春秋晚期，鲁、卫衰落，北方大国是晋、齐、燕，南方大国是楚、吴、越。南北对抗，主要是晋楚之争。孔子周游列国经过的曹、卫、宋、郑、陈、蔡都已沦为小国。第三，战国时期，很多小国还在，有些甚至延续到很晚，但战国晚期，最后剩下的大国只有七个，齐在东，楚在南，秦在西，燕在北，三晋（韩、赵、魏）居中。秦灭六国，先灭周，次灭三晋，后灭楚、燕、齐。

孔子批评的“礼坏乐崩”，上下陵替指的就是这一时代。考古学家讲这一现象，常以东周时期的用鼎制度为例。所谓“僭越”，主要指东周时期诸侯、卿大夫随葬铜鼎的数量超越了身份等级。我们在展厅可以看到非常完整的一套诸侯僭用周王礼制——春秋郑国公的九鼎八簋九鬲等礼器。

春秋郑国公用九鼎八簋九鬲礼器组合

李零教授指出春秋战国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当时的青铜文化仍然灿烂辉煌，礼器仍以青铜为主，主要以块范法冶铸。而两周之际，开始有块炼铁和块炼渗碳钢，春秋早期开始有铸铁，这才是铁器时代来临的真正标志。

战国时期，除去青铜器和铁器，还有其他材质的器物。如贵族使用的奢侈品，很多小件器物和饰件，或用金，或用银，或用玉，多有发现。金器和银器，最初多发现于边地，而不是中原。早期发现，多为发笄、耳环、臂钏、腰带一类小件饰品，以及马车和器物的表面装饰，很少用作容器。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中原各国开始出现金容器（如曾侯乙墓出土的金杯、金盏）。战国中晚期开始出现银容器（如银匜）。

战国虎狼咬斗金带饰

战国金盏

战国玉耳金[hé]

另外，战国时期，漆木器和丝织品的发现，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较前有明显的提高，也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

战国漆猪形酒具盒

战国漆木雕动物座屏

战国漆匜形杯 

战国漆豆

战国[qiū]衣

就当时工艺的特点，李零教授还指出，春秋铜器，早期继承西周，器物组合以鼎、簋、壶、瑚（旧称簠）、盘、匜为主，纹饰流行窃曲纹、重环纹和波带纹（据大河口出土器铭应正名为“宝山纹”），中期虽有变化，但变化不大，真正出现大变化，还是春秋晚期。春秋晚期，随着晋、齐、燕在北方崛起，楚、吴、越在南方崛起，许多新器形、新纹饰和新字体开始出現。战国以来，更是另一番天地，各国铜器的独特风格变得更加明显。失腊法、捶揲法、鎏金银、錯金银、鋄金银、镶嵌宝石、线刻工艺等等高度发展。

战国错金银铜牛形插座

战国错金银铜樽

李零教授还解读了文字及其载体，以战国铜器为例，指出当时刻铭增多，铸铭减少，开始出现物勒工名的现象。物勒工名，不是现代的发明注册，而是体现三级监造的工官制度。很多铜器都是由官方监造，陈放或收藏在宫庙、府库和衙署，而不再是西周时期的家族铜器。

“物勒工名”的战国错银铜神兽

并强调文字最重要的反映——简帛古书，历史上有多次发现，对古代学术有巨大影响。但爆炸式的大发现，离我们很近，主要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也就是最近的二三十年。大批战国古书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先秦诸子翻开了新的一页。

楚简《老子》

还指出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特别是公元前600年至前300年，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出了一批“圣人”，如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宗教先知，伊朗的琐罗亚斯德，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等等。有趣的是，这段时间，恰好相当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

尽管春秋战国是个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时代，但这一时期，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却空前繁荣。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大开大合是在这一时期，思想空前活跃。研究中国思想史，谁都绕不开先秦诸子。所谓先秦诸子，其实就是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一部中国思想史从何说起，毫无疑问要追溯到这个时代。先秦诸子对中国精神影响之大，无论怎么估价都并不过分，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一直影响到现在。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是中国的第一次启蒙。而本次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选择“东方既白”作为主标题，目的就是为了强调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