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物质文化与交流——13-16世纪欧亚大陆文明学术研讨会

由湖南省博物馆主办的“艺术、物质文化与交流——13-16世纪欧亚大陆文明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3月24日隆重开幕。本次研讨会共收到来自境内外34家文博机构和科研院所、高校的论文或摘要38篇，经过下午半天学术氛围浓厚的主旨发言和分场报告，反响强烈。为共享学术成果，特辑录专家发言要点如下：

主旨发言 3月24日下午

《学术与艺术的双重变奏——“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策展体悟》

 陈叙良（湖南省博物馆）

作为“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 特展的策展人之一，主讲人认为，中意展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展或者艺术展，因为它在内在逻辑与外在形态上都体现出学术与艺术的双重特性，严谨的学术研究更多地以一种艺术的方式呈现，而每一个艺术呈现的背后又有着深厚的学术支撑，两者相互促进，相互映衬，共同演奏了一曲荡气回肠、情节生动的双重变奏。

主讲人从以下五个部分分别阐述：一、展览缘起：一次不谋而合的跨界合作。二、展览主题：对经典时代的跨文化阐释与考问。三、展览结构：两条故事线和艺术母题交织的诗意叙述。四、展览呈现：一场时空交错、循环往复的视觉旅行。五、展览创新：13-16世纪中意文化交流历史认知的更新与深化。

《“从东方升起的天使”：一个故事的两种讲法》

李军（中央美术学院）

解析了意大利阿西西圣方济各教堂图像装饰的两个阶段，从垂直的角度解读了教堂东墙图像的内涵，即圣方济各教堂集合了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层次的图像主题，隐匿地暗示了圣方济各之光即圣灵之光。此外，详细阐释了东、西方通过宗教、教堂、壁画、陶瓷等建立的跨文化传播关系。

《中欧交往的第一次高潮——蒙元时代》

刘迎胜（清华大学国学院）

从史学、语言学的角度解析了的蒙元时代中欧之间通过互动交往对彼此的认知逐渐清晰的过程。认为，西方人在希腊时代已经测算出地球是圆的，但是，直至大航海时代，西方人有了大帆船、磁罗盘、火炮等航海技术和军事实力，才有可能到达东方。针对中国文献中尚未找到马可•波罗的记载，创造性地提出，需要用马可的教名在中国的译名进行搜索。

大会发言第一场（3月24日下午）

《撒答剌欺在中国》

尚刚（清华大学）

梳理了来自中亚的传统彩丝锦“撒答剌欺”在中国的引进、生产、传播的过程。其最晚于唐代已经出现在中国的西北。辽金时代，撒答剌欺又出现在中国的东部，可以指认的实物为黑龙江阿城金代齐国王墓中的金锦袍，文献里，完颜宗翰赠予宋朝议和使臣的“赞叹宁”应当也是撒答剌欺。蒙元时代，中西交流尤其频繁，撒答剌欺也迎来了在华夏文明中心地区的繁荣，不仅政府设立了规模不小的局院，遗物也至少在内蒙古有出土。织工的主体应当是中亚的穆斯林，产品则保留了浓郁的西域风。元代以后，撒答剌欺在中国的织造也转入消歇。

《出土画像所见“中古”丝路交流》

 贺西林（中央美术学院）

聚焦本世纪初陕西西安出土的北周大象元年（579）安伽墓、大象二年（580）史君墓、天和六年（571）康业墓、保定四年（564）李诞墓四座墓葬，其墓主皆为中亚裔人，多信奉祆教，墓葬皆出有画像石葬具。通过对这些画像石葬具的雕刻形式、图像逻辑以及墓主身份、信仰和文化认同等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其既含中土因素，又富异域特色，体现了中古“丝路”文化艺术的交流与互动，并传达出当时社会生活、思想信仰等相关信息。

《“醉拂菻”：希腊酒神在中国——西安隋墓出土驼囊外来神话造型艺术研究》

葛承雍（北京师范大学）

通过对近年西安考古发掘的三件隋代骆驼俑驼囊上出现的“醉拂菻”艺术图案的分析，认为其符合希腊—罗马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传统的艺术造型。整个图案画面由拱门廊柱、角杯、陶罐、常春藤装饰以及侧部头颅高昂的武士等组成，这是超越欧亚疆界进入中国又一件确凿无疑的新证据。并进一步认为，该艺术图案在中国的出土再次证明“希腊化”的神话经典标志传入中土被接受的独特轨迹，而且有益于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深入研究。

《16 世纪广东外销美术与中外文化交流》

陈瑞林（清华大学）

认为16 世纪南中国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地域——广东在丝绸、陶瓷制品、漆木器等物质文化的贸易和交流中，实现中国与欧亚文明的流动。文艺复兴欧洲的文化、科学技术和艺术越来越多传入中国，欧洲艺术影响中国，至 18、19 世纪发扬光大，推动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转型。与此同时，在中国艺术的影响下，欧洲艺术呈现出了新的光彩。

《页边里的蒙古人——巴杰罗国家博物馆藏<考卡雷利抄本>新探》

潘桑柔（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综述了中意展中展出的14世纪《考卡雷利抄本》的已有跨文化研究观点，并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该抄本为人们提供了一扇理解13—14世纪东西方物质与文化交流的窗口。通过对页边所绘蒙古人服饰的胸背肩饰的详细分析，判定其为来自东方的时尚，受到蒙元服饰的影响，在经过欧洲本土的再认识和改造后，成为一种直接在衣物胸口、后背、袖口和下摆处拼缀东方丝绸的流行做法。通过对抄本中心文字和蒙古人、鸟类、猴子等边缘装饰图像的具体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一语双关的对应关系，文本与图像之间构造了一种隐秘而有限度的对抗关系，并隐喻着当时的欧洲人心目中蒙古人的复杂形象。

大会发言第二场（3月25日上午）

《几何对称：波斯-伊斯兰园林造型艺术源流及其影响》

穆宏燕（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追溯了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之一波斯-伊斯兰园林的最早渊源，即古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前330年）首个都城帕萨尔加德中的御花园。该御花园是居鲁士大帝依照琐罗亚斯德教经书《阿维斯塔•万迪达德》中的相关描述而建，是一种围墙封闭式园林。围墙内的主体部分为“四重花园”结构，即由四个等面积的方形构成四个对称小花园，由此形成波斯艺术几何对称的审美原则，该原则成为波斯艺术的牢固规范。波斯伊斯兰化之后，这种几何对称结构成为伊斯兰园林和建筑的典型结构，并对欧洲园林艺术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舞蹈的凤凰与站立的凤凰》
 
 

林英（中山大学历史系）

根据已有研究，六件中期拜占庭（843-1204）艺术品上都绘有中国凤凰，呈站立姿态，这种类型的凤鸟纹在唐代已经出现，可能受到萨珊艺术的影响，之后在辽和元代的凤纹中较为常见。

凤鸟图案也出现在1287年亚美尼亚的福音书上，有着明显的元代凤纹的影响。但是，这种飞翔的凤凰图案同样可以追溯至唐代，如长沙窑中的凤纹壶。

探索凤凰图案的来源和流传路径。通过比较7世纪后半期蒙古中部仆固乙突墓出土的木制凤凰、人身凤尾木俑与中原墓葬中万岁千秋图的差别，发现草原丝绸之路很可能是凤纹传入拜占庭的渠道之一。

《传播、复制与流变——高丽蒲柳水禽纹片谈》
  

郑 岩（中央美术学院）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所藏高丽（918～1392）螺钿描金漆香箱上装饰的蒲柳水禽纹在同时代的铜器、青瓷器上也常见到。这一纹饰共同的形式特征是以画面纵向的中线为核心，两侧纹样的形态和体量基本对称，在细节上又蕴含着丰富的变化。与之结构相似的绘画和纹样，还出现于中国同时期或更早的艺术品中。在材质、技术、器物等物质文化的层面，在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下，具体地观察这种图像的传播、复制和流变。这种图像与中国乃至中亚艺术或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东亚艺术史的整体性。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六既记载流高丽使者对于中国绘画的求访，也记载了宋人对于高丽艺术品的喜爱及收藏，反映出文化交流的双向性。

《渎神还是呈现恩典？—— 14世纪耶稣受难图中的蒙古人形象》

郑伊看（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所）

探索14世纪意大利那不勒斯一幅《耶稣受难》作品中，在争夺耶稣袍子的罗马士兵中加入了一个正面盘坐在一块地毯上的蒙古人形象的来源。

对比分析基督教图像传统中表现“士兵争夺耶稣袍子”的两种构图方式。早期东方基督教图像流行“竖向”构图，把分袍士兵画在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下，耶稣的里衣在中世纪被阐释为耶稣“无损”的身体，神学家以耶稣的身体象征教会，士兵决定用拈阄的方式保留完整的衣袍，暗示教会的统一。在14世纪，乔托创造了一种“对称性”构图，以耶稣为中心，将圣母、圣约翰等人和分袍士兵相应放在两侧。这种新构图将士兵的形象阐释为暴力的施行者。

那不勒斯的《耶稣受难》采用了第一种构图方式，并明确将蒙古人表现为分袍事件中的核心人物。蒙古人形象的矛盾性由此产生：一方面，他坐在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下——圣血恩泽之地，但他却对耶稣的救赎视而不见，背对着十字架做出渎神的举动。另一方面，画家并没有将他看做基督教的敌人加以丑化，反而把他画成一位王。这个重叠了渎神和呈现恩典的矛盾形象对应了蒙古人在欧洲传教史中的微妙位置。

《从宇宙之柱到萨满神杆：一种横跨欧亚大陆的宇宙图式及其物质再现》
 

杨煦（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学院）

讨论“宇宙之柱”在16至17世纪欧亚大陆东北端的表现形式，即女真人在形成满洲认同过程前后在萨满教场所树立神杆祭天的行为。满洲的神杆，广泛存在于堂子、寝宫和民居中，首次揭示了萨满神杆与欧亚广泛存在的“宇宙之柱”概念的关联。

大会发言第三场（3月25日上午）

《隆化鸽子洞元代洞藏——湖色暗花绫彩绣莲生贵子腰带小考》

 谈雅丽（北京服装学院）

以一件1999年河北隆化县鸽子洞出土的元代湖色暗花绫彩绣莲生贵子腰带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出土的地理位置、饰物的形制、穿戴的人群、穿搭的方法、刺绣的寓意等，得出了此件腰带为元代年轻婚龄女子配饰的结论，而且它体现出了中原文明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

    《中国外销瓷在欧洲的改装和重饰：以17至18世纪法国的金属镶嵌为中心》

刘朝晖（复旦大学）

明清时期大批中国外销瓷传入欧洲，其中的一部分作品在欧洲会被改造和重新加以装饰，镶嵌金属附件是最常见的手段。在加装金属附件最为鼎盛的17至18世纪，尤以法国的材料至为丰富，并在欧洲产生了辐射性的影响。

回顾东方瓷器在欧洲的改装历史，并以法国为例，梳理17至18世纪法国对中国瓷器进行金属镶嵌的方式和发展演变，探讨这些被改装的瓷器的功用，分析改装目的，以及marchands-merciers群体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作为一种异域元素，中国瓷器在法国的重新改造，与当时法国社会风尚、装饰风格和东方想象密切相关。这些被改造的中国瓷器，为我们理解中国产品适应欧洲文化提供了一种讨论的路径。

《中国的罗杰：骷髅与交叉骨图像的跨文化传奇》
  

黄小峰（中央美术学院）

追溯海盗旗图案，即骷髅与交叉骨图案或“快乐的罗杰”（Jolly Roger）见诸西方文献记载的是在17世纪后期、18世纪初期。有趣的是，骷髅与交叉骨的图像在中国有更早的视觉记录。见诸明代（15世纪中期或中后期）宝宁寺水陆画中的一幅，即“赴刑都市幽死狴牢鬼魂众”。其中刽子手的黑色裙裤上出现了醒目的白色的骷髅与交叉骨图案，在裙裤的边缘装饰带上还出现了一圈类似图案。这种视觉形式上的相同说明了什么？是巧合抑或有某种联系？骷髅与交叉骨的图案是在欧洲与中国各自独立发展出的，还是从一方传播至另一方，或者有第三方？

《称他为圣者：利玛窦肖像在欧洲的传播》

吴雪杉（中央美术学院）

概述了游文辉所作油画《利玛窦像》在被带至西方后，欧洲耶稣会修士著作里出现了一批新的利玛窦像。这些利玛窦肖像都身着中国服饰，现身于各种与中国相关的图像背景中。在这些插图里，“利玛窦”被符号化了，他的形象成为欧洲打开中国大门的象征。欧洲后来产生出现一系列类似的传教士肖像，如南怀仁、汤若望。这些以利玛窦为核心的欧洲传教士图像在欧洲传播、演变了近两百年，成为透视17、18世纪中西关系的窗口。

大会发言第三场（3月25日下午）

    《目光的“航海史”——以13-16世纪的中西海图看地图观看方式的演变》

刘  爽（中央美术学院）

提出西方早期的地图发展历史中，从早期的T-O地图、阿尔-伊德里西世界地图、托勒密世界地图，到加泰罗尼亚地图集、弗拉•毛罗地图等，地图观看方式存在变化，具有自身的历史。绘制者通过“注视的逻辑”与制图策略将观者带向远方，使其目光沿着欧亚大陆间的历史通道行进。从三个维度进行论述：（一）由远及近：不断清晰的城市视野；（二）由静及动：由地图“文字”引导的目光环行与发现东方；（三）由中央到四方：海洋的“发现”与东西视野的交汇。

《<职方外纪>中的西人航海纪事》
  

赵莉（中国航海博物馆）

叙述了17世纪中西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所撰《职方外纪》中对西人航海的纪事。这本书汇集了地理大发现后西人的地理学最新知识，是第一部向中国人介绍世界地理的中文著作。分析了该书纪事的特点，包括编纂体例、叙述视角、叙事策略等方面。这是西人最早向中国人介绍大航海时代西人航海的记录，对于晚近中国人认识世界具有启蒙作用，延续至清代，成为魏源、徐继畬等开眼看世界先进人士的知识来源之一。在叙述方式与编辑策略上，《职方外纪》中的西人航海纪事，为19世纪以后西方航海人物及其历史在中国的译介奠定了基础。

《破解“兀鲁伯款玉杯”身世之谜》

邓淑苹（台北故宫博物院）

梳理大英博物馆藏一件刻有帖木儿帝国第三代国君兀鲁伯名款的螭把玉杯的研究争议和解读历程，并暂定为元代晚期至明代早期，也就是十四世纪后半至十五世纪早期，和阗玉工的作品。此玉器与典型帖木儿帝国器物艺术的母题与造型不类，却刻有帖木儿名君的名款。从多件帖木儿帝国带柄玉容器，分析此一玉杯的特点，更深入探讨形成其特殊风格的历史背景。

《关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十四世纪青花瓷“蒙古包”性质的讨论》

徐汝聪（上海博物馆）

综述以往对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一件“蒙古包”形器的造型、用途及其纹饰来源和文化含义的不同讨论和见解。从佛教塔葬文化出发考证，并结合考察福建地区大量类似造型的僧塔，提出该器应该是14世纪后半叶，江西景德镇地区为佛教信徒所烧造的海会式塔葬罐的一部分。定名为“青花缠枝花卉杂宝纹舍利塔”塔身。这种样式的塔葬罐继承了较原始的印度“窣堵坡”形式，可见早期佛教“印度风格”的东传，以及在福建等地的流变和延续。

《湖北省博物馆几则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实证》

蔡路武（湖北省博物馆）

介绍了湖北省博物馆馆藏明初数例中国与东南亚、欧洲交流的相关文物，阐述当时中西方的物质文化交流。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为西方钠钙玻璃。如：郢靖王墓出土的元青花龙纹梅瓶和四爱图梅瓶即是典型的至正型，其青花料无疑是从西亚进口的钴料，纹饰则是典型的中国图案。同时，梳理了元、明、清时期瓷器对外传播的历史进程。梁庄王墓出土金锭明确记载购自西洋，是难得一见的有纪年的的珍贵实物，其它大量的珠宝也同样是来自于西洋的历史见证物。

大会发言第四场（3月25日下午）

《长沙窑瓷器椰枣纹饰初探》

孙兵（中央美术学院）

概述了长沙窑及其瓷器出土情况，对其中椰枣纹瓷器上的椰枣纹进行图像分析，具体分析其六边形围栏和植物。进一步讨论了椰枣纹的图像渊源，认为可能源于印度佛教、摩尼教、祆教等。最后叙述了椰枣纹的传播与影响。

《元代服饰肩襕考》

谢菲（北京服装学院）

通过整理元代出土服饰信息可知，肩襕常出现于元代男性辫线袍和女性大袖袍之上，是当时服饰和袍料的显著特征。通过相关文献和出土文物的互证研究，追本溯源，探讨肩襕纹样含义，推测其形成原因等等，揭示在元代社会背景下，肩襕背后蕴含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从现有出土实物来看，肩襕的使用有两个很明显的共同点，一是都为织金锦面料；二是纹样兼具伊斯兰和游牧民族风格。服饰上的肩襕与穿着者的身份地位有关，并非世人皆用。肩襕上出现的伊斯兰风格纹样或许与信奉伊斯兰教的织工个人喜好有关，但是这种纹样的使用和传播反映了，当时的统治者和上层社会对伊斯兰文明的倾慕，肩襕是典型多种文化交流融合下的产物。

《制度化仿古的元代青铜礼器——以文靖书院为例》

苏荣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陈述了对文靖书院青铜礼器现存二十七件青铜祭器的初步研究，其背景是宋代以来的青铜器复古运动，元朝确立的尊孔祭孔制度以及推崇程朱之学传统。文靖书院是为纪念曾任浏阳知县的理学大家杨时（1053-1135）而创，并铸造了一批青铜礼器，包括炉、盨、爵、豆、簠、壶及器座等类，均有铭文，属祭器。分批铸造于至元五年（1268）、大德九年（1305）和泰定三年（1326），大德批量最大，可能是官府为文靖书院所造之器，风格一致；而此前与此后两批可能是书院自造之器。从品类看，所存器已不配套，但非六尊六彝组合，器座属元人创制。从风格看，是参照复古礼器图并有所设计和改造的形式，纹饰无地纹，铭文几乎全为自创。从制作看，全是失蜡法所铸。推断，这批器物是颇具古意的仿古礼器。

《南宋赵伯澐墓所出环编足衣的技术考释》

刘大玮（北京服装学院）

以浙江黄岩南宋赵伯澐墓出土的一双环编足衣为研究对象，从技术的角度对足衣的主体环编工艺进行分析与研究，通过对比西方同时期相关实物、图像及文献中的织物组织结构异同，发现此种编织技术与西方早期手工针织技术十分相近，西方学者把它称之为“Needle-loop”或“nalbinding”。这种编织工艺在宋代盛极一时，并大量出现于元、明两朝的织绣作品中，对同时期日本及西藏地区的织绣技术有很大的影响。

《从明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妆金团凤纹补鞠衣” 看明代服饰中“制”与“礼”的关系》

高丹丹（北京服装学院）

明代衣冠服饰定制上采周汉、下取唐宋，是我国服饰技术、艺术集大成之时期。“礼”是明代统治者维持国家统治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服制”作为明代“以礼治国”的基本内容，通过对不同等级服装的款式、材质、色彩和装饰所作的规定来不断强化“礼”的规则，确定尊卑观念，维护王朝统治。

“妆金团凤纹补鞠衣”出土于江西南昌明宁靖王夫人吴氏墓，是目前唯一一件明代鞠衣出土实物。通过对鞠衣相关史料考证，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从形制、纹饰、制作工艺等多个角度对吴氏墓出土鞠衣实物进行研究分析，探讨明代鞠衣形制中对古礼的遵从和时代的创新，及吴氏身份等级与服饰的逾制越礼现象，并从制作工艺的角度看鞠衣“服制”与“礼制”、“简裁”与“俭德”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