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汉代考古及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学术分会纪要

8月17-20日，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湖南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承办，湖南博物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南省文物保护利用中心）执行的“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之“汉代考古及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分会会议在长沙成功举办。

马王堆汉墓，作为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于1972—1974年先后进行了3次考古发掘。近年来，湖南博物院全面系统地摸清了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的“家底”，漆木器、纺织品、简帛等三大类共计26937件珍贵文物。马王堆汉墓保存完整的墓葬结构和出土的大量完好和精美的文物，对研究西汉早期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思想、艺术、丧葬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重要研究价值。发掘50年以来，专家学者对马王堆汉墓及其出土文物的研究成果丰硕，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适逢马王堆汉墓发掘50周年，国内外专家、学者们齐聚一堂，共同庆祝并交流学术成果，是学术界的一大盛事。

本次“汉代考古及中外文化交流”分会主席为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副院长高成林研究馆员。大会共收到会议代表参会回执80余篇，论文摘要或全文67篇，实际参会总人数76人，其中线上参会2人。国外参会单位有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学者。国内学者有来自北京、辽宁、山东、山西、陕西、河南、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深圳、四川、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5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文博机构的专家。他们从考古、礼制、出土文献、出土器物、中外文化交流等多个研究方向作了发言。

会议发言共分为6场，分别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成林副院长，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朱扬明研究馆员、清华大学巴基斯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梁晓新，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杨军研究馆员、盐城中国海盐博物馆朱海燕馆长，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曾庆硕副研究员，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长、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饶华松副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田天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魏镇担任学术主持。

  
高成林担任主持

梁晓新、朱扬明担任主持

 
朱海燕、杨军担任主持

曾庆硕担任主持

 
饶华松、刘长担任主持

魏镇、田天担任主持

为共享学术成果，特辑录专家发言要点如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白荣金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提升马王堆汉墓考古研究工作的思考”。作为马王堆考古发掘的亲历者，白老认为文物是有生命的，文物的生命一方面体现古时作为器具与当时使用者的互动，另一方面也体现在现代作为展品与参观者的互动。在实践中，应该利用科技创新手段，结合最新学术研究进展，从制作工艺、功能用法、思想内涵等方面入手，充分体现展览方式的互动性，让文物活起来，实现古今穿越、古今对话。马王堆是一座丰富的历史资料宝库，马王堆考古出土遗物的利用为探索文物展陈方式创新提供了大量案例，如何更好地将马王堆发掘的收获和研究更好地展现给世人，是值得发掘探索的课题。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王明达的发言题目是“谈谈马王堆汉墓的丝、漆、玉”。他认为丝、漆、玉是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物质，它们作为中华民族形成的独特基因，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作为文物的丝、漆、玉制品不仅是反映当时工艺技术的物证，也是身份、权力等级的重要指示物。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丝织品和漆器相当丰富，为汉代楚地物质文化研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材料，尤其是丝织品的大量出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长沙国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供给地。同时马王堆出土玉器相当稀缺，反映了汉王室对玉器的垄断性。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研究馆员的发言题目是“从大连姜屯汉墓的圭壁组合谈起”。他首先介绍了2010年大连姜屯张店汉墓圭璧组合的出土情况。从该墓出发，郭大顺探讨了圭璧组合的源流。他从随葬品组合关系、出土相对位置等角度入手，梳理了自史前至明清的文物资料，认为圭璧组合的雏形是史前的（斧）钺璧组合，斧象征神权，钺象征军权，（斧）钺璧组合是身份等级的象征。圭璧组合自两周时期遗址延续至明清时期，其演变过程反映了历史上文化传统在传承过程中的曲折反复。

徐州博物馆李银德研究馆员的发言题目是“悬棺玉璧——灵魂通道还是礼仪表征”。棺前悬璧在战国时期非常流行，学界普遍认为这种璧象征死者魂魄上升天堂的通道。李银德通过梳理战国至两汉的棺前悬璧考古材料，发现自西汉早期之后，悬棺玉璧开始从丝带悬挂逐步发展到用泡钉固定在棺挡上，玉璧的好孔是堵塞的，且至后期将玉璧好孔故意堵住的特征愈发明显。他认为，悬棺玉璧并非灵魂通道，而是先秦礼仪的延续和反映。

故宫博物院徐琳研究馆员的发言题目是“汉代皇家治玉机构探讨”。汉代治玉机构可分为皇家、地方、民间三个体系。其中皇家治玉机构虽然没有相关遗址发现及直接文献记载，但徐琳根据已有考古及文献材料进行了推断。她认为少府下辖的太官、尚方、御府、东园四处机构均有皇家治玉作坊，分别对应日常饮食用具用玉、兵器用玉、天子服饰用玉、皇家丧葬用玉。皇室用玉无论是制作还是玉料来源均具有官方垄断性。

辽宁省博物馆周晓晶研究馆员的发言题目是“浅谈西汉时期西岔沟墓地出土的珠和管”。周晓晶介绍了西岔沟墓地珠饰出土情况。西岔沟墓地位于辽宁铁岭西丰县，年代为西汉，报告推断其族属为乌桓，共63座墓葬，其中45座墓出土了珠管类饰品。珠管类饰品是西岔沟墓地出土文物中数量最多的类别，以玻璃为主，另有玛瑙、天河石、绿云母、滑石等多种材质，多为项、手、耳饰。西岔沟墓地出土的大量汉代珠饰为研究汉代东北地区的物质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

中国科学院苏荣誉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道子坪东汉青铜马的风格与工艺——兼论东汉青铜器的分化现象”。汉代青铜马的铸造工艺主要有三种，分别为失蜡法、分铸铸接、分铸套接。分铸铸接是商周青铜技术的延续；分铸套接工艺可上溯到战国中山王墓的十五连盏灯，集中出现在东汉的大型青铜马上。这两类青铜马在东汉时期共存，在三国时期式微，被陶、三彩器取代，是葬俗演变的例证。湖南道子坪出土以失蜡法工艺成形的东汉青铜马颇为特别，值得深究。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孙志新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汉代的中外海上交通和文化艺术交流”（线上发言）。孙先生首先分析了汉代海上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宝石贸易的兴起，它不仅体现了中国与外界的贸易往来，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宝石如红玛瑙和琥珀从印度和阿富汗等地传入中国，成为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考古证据显示，宝石加工技术在中国和泰国等地区均有发现，证明了工艺技术的跨国传播。同时还讨论了宝石镶嵌工艺的演变，从西汉前的绿松石薄片镶嵌到西汉时期宝石的凸起镶嵌，反映了艺术风格的演进。炸珠工艺的介绍和例证进一步揭示了技术的传播。此外，洛阳博物馆的罗马时期玻璃瓶等文物为汉代与罗马帝国的交流提供了物证，激发了对两大文明交流的进一步探索。

日本东亚大学黄晓芬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汉墓空间构造的变革及其葬送理念分析”。黄女士集中讨论了汉墓的空间构造及其随时间的变革。首先对汉墓的基本构造型式进行了介绍，区分并详述了椁墓和室墓的结构特点。指出了从封闭的竖穴椁墓向开放的横穴室墓的转变，这一变化不仅标志着技术发展，也反映了思想理念的演变。特别是对地下玄室的“前堂后室”布局和横穴室墓结构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强调了祭祀思想在推动空间结构变革中的作用。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则斌研究馆员的发言题目是“汉代多子漆奁与墓主身份蠡测”。李则斌主要探讨了汉代漆器中的一个类别——漆子奁。首先，概述了汉代漆子奁的典型形态，并以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多子奁作为主要分析对象。随后，界定了多子奁的概念，并围绕这一概念展开了深入讨论。发言中列举并详细介绍了包括马王堆九子漆奁、咸家湖九子和十一子漆奁、大云山十一子漆奁、满城汉墓八子奁以及东汉双山广陵王墓九子奁等汉代多子漆奁的实例。通过对这些漆奁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对应墓主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最终，通过对马王堆汉墓出土随葬品的研究，得出了墓主虽为侯级，但随葬品种类和等级反映出其在当时社会中极为显赫的身份。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郝丽君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鼎制的嬗变——再论汉代的‘列鼎’”。报告首先分析了周代列鼎制度的标准及其文化意涵，并以此为参考，在强调了鼎所处空间位置的前提下，列举了汉代列鼎的细节指标，对两汉时期诸侯王及部分列侯墓出土的鼎按西汉早期、中期、晚期、新莽时期以及东汉前期、后期和末期的形制、材质、组合特征等分别进行了详尽的统计分析，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比较，得出有效的结论。指出汉代鼎制的变化，背后的重点是礼制的时代性问题，随着时代的变迁，器用和制度也大为改观。

湖南大学黄鑫鑫博士的发言题目是“秦汉‘爵—位’系统补论——以走马楼西汉简为中心”。黄鑫鑫指出在武帝中期，正式形成了由诸侯公卿大夫士位系统与二十等爵制相挂钩对应组成的“爵—位”系统，“爵—位”系统成为秦汉社会等级秩序的重要支柱，二十等爵制的军功色彩开始淡化。武帝为此，另置武功爵，用以奖掖军功。儒家礼学思想开始与位系统的融合，儒家通过将诸侯公卿大夫士位系统牢牢置于天子臣这一概念，再将诸侯与列侯、诸公与关内侯进行绑定，从而将皇权至于“爵—位”系统的最顶端，到达“爵者，上之所擅”的最终权威。

湖南博物院副研究馆员杨慧婷的发言题目是“汉代郡国邸试探——以西汉‘长沙邸’为中心”。杨慧婷主要探讨了汉代郡国邸的多维度特征，首先从传世文献入手，对郡国邸的定义及其在古代社会中的作用进行了阐释，并对齐邸、鲁邸、昌邑邸等具体实例进行了细致的介绍。报告的第二部分转向出土资料，重点分析了长沙邸的相关证据，包括常德汉墓出土的滑石印上的邸字，益阳兔子山汉简中的长沙邸字样，以及长沙走马楼汉简中对长沙邸的详细记载。第三部分进一步探讨了郡国邸的职能范围，将其划分为朝宿之馆、传置之舍和邸内之狱三个层面，第四部分着重辨析了郡国邸的设置地点，主要包含帝国京师、郡国本土和泰山、甘泉等多种情况。

重庆师范大学、成都博物馆馆员周杰的发言题目是“巫山地区融入汉文化的考古学观察”。周杰的报告主要探讨了巫山地区古代文化融合的历史过程。首先概述了巫山的地理位置和重要历史遗址，接着分析了楚、巴、秦和汉文化因素在该地区的影响，并对文化争夺与融合进行了详细讨论。特别关注了巫山地区如何逐渐融入汉文化，从地理位置和交通发展两方面探讨了这一过程的背景和动因。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馆员黄喆安琪的发言题目是“精工利器，君子武备——略论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金属兵器”。黄喆安琪的报告专注于海昏侯墓出土金属兵器的深入分析。首先对海昏侯墓出土兵器进行了形制分类，主要包括剑、刀、矛等类型。接着探讨了墓主在昌邑王国时期和海昏侯国时期持有的兵器的来源问题，并进一步讨论了秦汉时期兵器的标准化生产，其所涉及的工官机构，相关律令与出土文物实证，以及标准化生产在兵器上的具体体现。最后，分析了海昏侯墓出土金属兵器所反映的西汉时期的贵族等级制度和尚武风气。

江西师范大学陈雄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海昏侯墓‘昌邑籍田’鼎不必定为诸侯礼器”。本报告关注海昏侯墓出土的一件“昌邑籍田”青铜鼎，认为铭文中的“昌邑”二字并不足以表征该鼎的使用者为两代昌邑王。学术研究一定要有史可依，汉代史料中只有天子行籍田礼，尚未发现诸侯行此礼的相关记载，虽不排除诸侯籍田的可能性，但缺乏确凿的证据，因此，“昌邑籍田”应优先做出符合史书的判断，即判定为天子礼器。再加上天子籍田遵循“常事不书”的原则，以及汉代天子亲耕不必定在京畿的事实。海昏侯墓出土的“昌邑籍田”鼎应作出如下推论：天子东巡时在昌邑国一带例行籍田礼，而时任昌邑王为天子铸造了相关礼器。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陈熜的发言题目是“南昌汉代海昏侯墓出土封泥匣相关财政经济问题研究”。其报告选取海昏侯刘贺墓北藏椁西北角钱库出土的一件封泥匣为研究对象，封泥匣上有“海昏侯家钱五千”字样，根据封泥匣内出土五串铜钱共计五千钱的实际情况，结合《居延汉简》中“秋赋钱五千”的记载对比分析，推测五千应是汉代财政计算制度化规定的一个基本单位。此外，封泥匣上“昌邑令印”的字样为探索汉代诸侯国的财政监督提供窗口，昌邑县令作为转运刘贺家财的直接负责人，对海昏侯家庭的财务收入清点造册并上交，反映了中央对地方诸侯王财政的严格监督。中央政府以包括经济监管控制的多种手段实现对地方诸侯王的实际掌控，以此解决汉初存在的地方诸侯割据问题，推动中央集权帝国统治的形成。

江西省博物馆馆员陈书迁的发言题目是“南昌汉墓空间布局演变研究”。南昌地区汉墓与江西其他地区相比分布密度最高、高等级墓葬数量最多。陈书迁在系统整理已发表和未披露的南昌汉墓资料的基础上，将其分为西汉早、中、晚期和东汉早、中、晚期六个发展阶段，据此分析不同期别南昌汉墓的空间布局特点及演变历程。研究表明，南昌汉墓主要集中在贤士湖、老福山、施尧、蛟桥等几个大的区域，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空间布局具有由中心向周边逐渐拓展的趋势。几大墓区所围合的区域恰好落在今南昌老城区位置，这便从墓葬考古角度为推定汉代南昌城在今南昌老城区位置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同时墓区的外扩及其范围的变化，也深化了我们对汉代南昌城开发利用历史和活动空间变迁的认识。

复旦大学博士后鲍怡的发言题目是“海昏侯出土原始瓷的科技考古研究”（线上发言）。其报告通过对海昏侯墓出土陶瓷器分类和类型学分析，其后开展科技考古成分检测，以此进行数据分析。海昏侯出土陶瓷器以原始瓷和硬陶为主、软陶较少，器形以罐和壶为主，且种类较多，瓿和匏壶较少；产地集中在长沙中游地区，少量产自长江下游地区和岭南地区；其制作工艺也与长沙中游地区的制陶和制瓷工艺一脉相承。

南京大学博士官子木的发言题目是“长沙地区西汉墓越文化因素试析——以出土器物为中心”。长沙地区发掘的西汉墓总体经历了楚俗到汉制的转变，而越文化因素贯穿始终。长沙地区西汉墓的越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印纹硬陶器和带越式纹样的软陶器上，印纹硬陶器以各式罐为主，可分为湘江流域本土生产、岭南输入、融合创新三类；越式纹样体现在一些软陶器上装饰有弦纹间隔的水波纹、卷云形附加堆纹等越式器物的流行纹样。随着汉文化的发展，长沙地区本土越文化进一步复苏，印纹硬陶器和窄长型墓葬形制逐渐从一种种群文化因素演变为地域文化因素，被汉文化所吸纳。

广西民族大学副教授富霞的发言题目是“两广地区出土汉代文字遗存研究”。其报告聚焦于两广地区出土带有文字铭刻的器物，其依材质可分为陶器、铜器、竹木漆器、金银器和玉器等，其中陶器以日常用具居多，铜钱主要为铜器，竹木漆器集中在南越国官署遗址中的木简。汉代两广地区文字使用情况和字体风格与全国其他地区基本保持同步和一致，呈现从西汉早期多隶书少量小篆，到西汉中晚期隶书取代小篆成为主要字体，再到东汉隶体发展成熟的趋势，体现了边远地区融入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

复旦大学博士、上海博物馆馆员黄祎晨的发言题目是“西汉早期两座列侯墓葬的墓主考论”。其报告主要对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和安徽巢湖北山头汉墓的墓主身份再探讨。首先，根据双古堆汉墓出土漆器纪年铭文分析和锥画漆器对比，四世汝阴侯中夏侯赐既满足合葬墓条件，又应合锥画漆器流播与仿制关系，墓主实为第三代汝阴侯夏侯赐夫妇。再者，通过考察北山头汉墓玉印文字的写法与风格，并结合战国秦汉爵制变化，推知北山头汉墓墓主是在反秦战争中军功卓著而获封“曲阳君”的战国晚期楚国后裔及其夫人。就战国秦汉墓主年代和墓主判定方法而言，漆器凭借其纪年铭文和时空框架发挥的效用不断凸显，但墓葬情况的分析应综合墓葬方位、规制和随葬品三者才能做出更准确的论断。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刘斌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1924年河南信阳汉墓的发掘和研究”。信阳汉墓是河南地区继仰韶村遗址后第二次科学发掘，第一次从考古上了解了汉墓的形制，并首次发现了汉代瓷器，但此次发掘并未发表正式报告。故本次报告根据弗利尔美术馆所藏的美方发掘者所留下的一批信阳发掘原始资料，结合其他中日资料，对1924年中美合作发掘的河南信阳王坟洼、擂鼓台的汉墓资料进行了补充说明，介绍了此次发掘缘起与经过，详细论述了此次发掘的墓葬的形制、随葬品，并对墓葬年代、部分采集购买的遗物、墓葬等级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博士、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柴怡女士的发言题目是“西安地区大型西汉墓的发现和相关探讨”。本报告以近年来西安地区西汉大型墓葬新发现为基础，主要介绍了石家街汉墓、西安邮电大学新校区汉墓、百花家园M6、曲江天地源M3、M20的墓葬形制。柴怡初步总结了近年来西安地区西汉大型墓葬的分布，将西安地区西汉大型墓葬划分为三个级别，即以张安世墓、蓝田支家沟汉墓等为代表的第一级别、以栗家村汉墓为代表的第二级别、以百花家园M6等，并以此探讨了西安地区大型西汉墓葬在等级制度方面的规范。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王咸秋研究馆员的发言题目是“洛阳白草坡东汉帝陵陵园的考古发现和初步研究”。其报告简要论述了洛阳东汉帝陵考古工作的概况及进展，又更为详细介绍了洛阳白草坡东汉帝陵陵园中门址、道路和“园寺吏舍”“石殿”“钟虡”等建筑单元发掘情况及其出土遗物。通过对白草坡东汉陵园的布局模式的研究，从而进一步形成了对东汉帝陵的初步认识。可以看出，至迟在东汉中期，东汉帝陵的陵园布局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模式，并一直延续至东汉晚期。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何旭红的发言题目是“近年来汉代长沙王陵墓群的考古收获”。汉代长沙王陵墓群考古工作肇始于1974年陡壁山汉墓发掘，自2011国家文物局批准《西汉长沙王陵考古工作计划》至今，经过考古工作，已发现了3-4处陵园。何旭红主要介绍了近年来汉代长沙王陵墓群的考古工作收获，包括桃花岭-风篷岭区域、金鸡山-栗树嘴区域、马坡山-庙坡山-东山-郭家山区域、支陵园-东山陵园、支陵园-郭家山陵园，并重点介绍了马坡山-庙坡山-东山-郭家山区域中心陵园中的垣墙、门址、夯土台基、道路等建筑单元的勘探工作。由近年来考古工作收获认识到吴姓和刘姓长沙王在茔地选择上存在共性，实行独立陵园制度。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刘尊志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墓葬资料背景下汉代列侯配偶及有关内容浅析”。刘尊志从考古墓葬材料尤其是汉代列侯（含夫人）墓葬出发，分析两汉时期列侯配偶的内容和内涵。对正常情况下列侯夫人、具有特殊性的列侯夫人、及列侯其他配偶的墓葬内容进行介绍，表明列侯与配偶之间所存在的等级与地位差异，进而体现出两者在家庭婚姻中的关系。而在列侯多个配偶中，又体现出以夫人为主体的家庭尊卑关系。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讲师常乐的发言题目是“汉代“绞衾”制度的考古学研究”。其报告以考古发现的汉代“绞衾”制度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绞衾”的界定、实际施用情况及其演变等。通过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对照研究，常乐提出了从考古学角度界定“绞衾”方式标准。以目前所见汉代“绞衾”考古资料，指出“绞衾”制度在汉代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整体施礼过程逐渐简化、其身份标识意义逐渐消减、殓礼衣衾种类更加多样化。从而认识到汉代“绞衾”的演变体现出了汉家制度建立过程中对丧葬礼仪秩序的重塑。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主任周繁文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丝绸之路西段的发端——公元三世纪以前地中海的丝绸消费及丝织业考”。她介绍了地中海地区发现的前丝路时代丝织物，而后对罗马以前的地中海本土丝织业进行考辨，从考古发现、出土文献、传世文献三方面证据阐释衣料来源或与野蚕丝相关。但目前仍存在考古证据不足，蚕茧、图像、出土文献属旁证，文献记述可疑和各种证据的时间上为连续性等问题。再者讨论罗马帝国以前的丝绸东来问题，针对目前学界盛行的印度来源说、中国来源说梳理相应证据。然后从地中海地区发现的中国丝绸考古例证，碑文、雕塑、壁画服饰等实物旁证，以及传世拉丁语、希腊语文献介绍罗马时期的赛里斯织物。最后提出解决丝绸产地问题的关键在于蚕丝纤维形态结构，以及丝织物织造技法的判断，需要更多科技手段介入和更大范围数据对比。

华南师范大学曹旅宁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马王堆一号汉墓辛追夫人姓氏考”。曹旅宁以张家山M247《津关令》和湖南益阳兔子山七号井汉简为引谈及轪侯未归葬问题。而后指出轪侯早年追随吴芮有功，后追随吴臣出任长沙国丞相，成为协调长沙国和周边关系的重臣的可能。从大云山M12出土“妾胜追、淳于婴儿”双面印与马王堆“辛追”印为切入，提出一是辛追另有姓名；二是印章也未必是官印，可能是夫人的印信，在一定场合使用，也可能是身份的凭证；三是胜适、辛追等未必是正式名号，但应该是丈夫认可的名字。结合轪侯未归葬及辛追墓葬形制的宏大及陪葬品的丰富，曹旅宁提出辛追为吴氏公主的推测。

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荣誉学会高级研究学者张钊的发言题目是“从马王堆一号墓和虎溪山一号墓的椁具建造复原研究谈一种西汉高等级葬制现象”。其报告动态复原马王堆一号墓和虎溪山一号墓椁具建造过程，发现二者均为椁具未搭建完而先举行入葬仪式的“未成先葬”。并指出“竖葬制”墓棺柩需要通过盖板进入椁具，“横葬制”墓棺柩可以通过门结构进入椁具。而后分别梳理西汉时期列侯群体的木质椁具和砖石椁具的建造特征。张钊总结“未成先葬”西汉列侯墓葬中普遍存在，在西汉中期开始中高等级墓葬椁具逐渐开始使用砖石构筑，筑墓材料的变化带来入葬方式的转变，也显示出椁具建造与入葬环节有着密切关系。

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熊建华先生的发言题目是“马王堆汉墓‘海丝元素’发微”。熊建华首先从出土丝绸、珠玑、犀角象牙、印刷工具及印刷品、地图、简牍等文物探析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海丝”烙印，其次从两方面对马王堆汉墓遗址的价值进行再发掘与新评价，一是南方土遗址“墩堆文化”核心价值尚待发掘，二是要运用现代科技多学科手段对马王堆汉墓进行“第二次清理”。指出马王堆汉墓所处古长沙自先秦以来构建起水陆交通网与“海丝”关联密切，最后从文化遗产角度对发掘马王堆核心价值的发展战略提出新思考。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陈国华的发言题目是“马王堆汉墓的域外元素及其来源探析”。本报告从梳理出土的象牙、犀角、玳瑁、珠玑、胡人简、植物等来自域外的实物制品、材料，以及受域外文化影响的器型与装饰，如卮杯、扳指杯与铜包扣器底及口沿装饰工艺，探寻马王堆汉墓中的域外元素。并对其来源进行考析，分析象牙等原料产自岭南及东南亚地区，在本地按需加工定制；珠玑成品来自南亚及西亚地区。马王堆汉墓海货可能是利苍在世时交易，经湘粤线输入长沙国，反映汉初湘江流域与海上丝路的互动。

湖南博物院刘琦的发言题目是“技术性成像及摄影技术在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中的运用”。技术性成像不仅能捕捉文物表细节面，还能揭示内部结构和成分，了解制作技艺和保存状态。基于此重要性，本报告介绍多种成像技术和“观察”方法，重点展示目前技术性成像及摄影技术在马王堆出土文物中的运用实践情况：运用VIS-NIR相机和多光谱—高光谱成像设备对纺织品进行拍照解析，部分纺织品可以观察到底稿、底图。利用红外反射成像和高光谱成像技术对部分帛书和书写材料进行表征，发现了更多新的文字信息。使用X射线荧光光谱和拉曼成像技术，对纺织品、漆器和彩绘木器等器物进行表面成像分析，解构绘制使用的颜料。提出在未来的工作中应推动多种谱学方法为基础，综合多手段进行，构建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全谱信息数据库。

日本东京大学、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华扬的发言题目是“汉代建筑发展对实态及其对中古的奠基性影响——以阑额、人字栱及人字栱排架样式为例”。她首先对于柱上“檐额”到柱间“阑额”这一被视为北魏迁洛时实现的柱额关系上的关键性技术发展，确认到虽存在一定的地域性，但这两者早在两汉时期就已实现了广域意义上的共存，在魏晋南北朝期间应视为传播问题进行理解。

其次对于一般被视作中古建筑（魏晋南北朝-唐代）的标志性斗栱“人字栱”，搜集了计8例属于两汉时期的实例，确认其在汉代就已出现。并指出两汉时期的实例分布于王朝周边地区更加醒目这一现象是汉文化对各地普遍影响的结果，联系以影作木构和陶楼明器为大宗的建筑类遗物滞后发展这一阶段性，进一步复原出人字栱其实更早地发祥并曾流行于两汉中央。

继而又以连续排布单一的人字栱而成的“人字栱排架”为例，对魏晋南北朝期间流行的平行弦桁架的成立和流通作出辨析。指出其现存实例虽然呈集团性地分布于魏晋南北朝期间的各政权中心，看似可以按照政治格局的变动串连出传播路径，但其实从宏观视域上可谓颇具普遍性，更可能是各地广泛存在的对汉代既有技术的继承与发扬。

由此对汉代建筑对魏晋南北朝有着全面压倒性的奠基性影响，魏晋南北朝建筑基本上是对汉代的全面继承和恢复这一问题进行阐述，思考中原起源的汉式建筑的重要性。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朱连华先生的发言题目是“栗家村汉墓一号墓出土‘乐队’”。栗家村位于西安东郊的白鹿原上。一号墓为木椁箱结构，乐队出土于东边箱，共有舞女俑4件，伎乐俑8件，编钟19件、编磬20件。根据出土器物、墓葬形制等初步判断，墓主应为与西汉皇室密切相关的女性贵族。参照以往考古发现（如马王堆汉墓、徐州西汉楚王墓、大堡子西汉墓M68、新安机砖厂积碳墓、南越王墓、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大云山汉M1、海昏侯墓等）中出土的类似器物与人俑，栗家村中的“乐队”应为祭享乐队。初步复原第一排为舞女，第二排为吹拉弹唱组合，第三排为击钟，第四排为击罄，整体为汉代舞乐的复原。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馆员张玉妍的发言题目是“汉代琀蝉与古代世界被赋予重生寓意的动物符号”。蝉的象征意义有三重，一是高洁、隐士的意象，二是指代生命永生不死，三是比喻生命的短暂易逝。以上蝉的意象与玉石的结合，在葬具上的表现是蝉形口琀，寓意死者既能尸身不腐，还能如蝉一般羽化重生。近些年北京的汉代墓葬中也出现了少量的琀蝉，如北京西城区龙爪槐遗址等，年代均为新莽至东汉时期，造型风格与江苏的琀蝉较为相似，与同时期河南、陕西地区琀蝉略有差异。蛾类崇拜：蛾类因其破茧、蜕变的自然形象，在一些信仰和神话母题中被赋予了重生的寓意。

埃及圣甲虫：圣甲虫崇拜是原始宗教影响下的“自然崇拜”的一种。在古埃及，圣甲虫是科普瑞神的化身，圣甲虫被视为生命永恒的循环，衍生出重生的理念。圣甲虫式的护身符也大量存在，且会在其上刻铭文等，这是圣甲虫崇拜的一种表现。其中，心形圣甲虫是非常受欢迎的护身符。此外，圣甲虫的形象也出现在努恩摆渡的太阳船中，大量存在于亡灵书中。可以说圣甲虫崇拜存在于埃及人的很多日常生活中。
衔尾蛇：隐喻生命、死亡和重生的永恒循环。最早诞生于古埃及图坦卡蒙陵墓中，象征时间的循环往复。另外，蛇作为爬行动物蜕皮的特性也可能是被赋予重生含义的原因。衔尾蛇源于古埃及，但在古希腊和中世纪成为象征连贯与永恒的、展现炼金术中“万物归一”的哲学观。

不死鸟（凤凰）：这一形象出现在罗马帝国晚期的硬币上，成为永恒之城的象征。同时，它还被广泛解读为复活和永生的寓言。这一神话母题可能对新兴的基督教也产生了影响，被解读为基督和复活的象征。此外，炼金术也将凤凰作为炼金术中最后一个步骤的代表，代表贱金属变为黄金的过程，是炼金术士的哲学体系的一部分。

人类对去世亲友的怀念，对死亡的恐惧，对美好生活延续的渴望，是出现被赋予永生、复活寓意的动物符号的原因。但是，在两河流域神话吉尔伽美什史诗中也出现了反例。以上种种都反映了各自文明复杂而独特的生死观。

复旦大学博士后郝雪琳的发言题目是“汉代刻纹原始瓷”。汉代刻纹原始瓷是指器表刻划有复杂纹饰的原始瓷，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晚期，多出土于江南地区，其中以环太湖地区和龙游一带最为集中，陕西、河南、山东、安徽、湖北等地也有少量发现。其产地目前尚不明确，可能是由江浙一带的个别窑场集中生产的。

汉代刻纹原始瓷的器形较为单一，整体以壶、瓿为主，还有少量熏、罐、长颈瓶等。装饰纹样以植物纹和动物纹为主，其中以凤鸟纹最具代表性，主要出现在壶、瓿的肩部，刻划和锥刺组合使用，后期简化为云气纹。

刻纹原始瓷是特定阶段的产物，其流行主要受当时享乐主义-追求器表的华丽装饰和神仙思想-热衷“气”等因素影响。刻纹原始瓷的技术来源是多元交织的，是在本地原始瓷技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了漆器的装饰工艺而形成产物。

江西师范大学讲师黄梅的发言题目是“务川青铜器与秦汉时期的矿业移民”。

春秋战国至西汉中期，云贵高原上有大量与中原青铜器完全不同的土著式青铜器。但贵州东北部的务川一带发掘有大量汉墓，部分可追溯至西汉早期，这些汉墓出土了大量中原风格的青铜器，年代主要为西汉早期与东汉早期。对这些青铜器进行铅同位素分析，与秦汉时期中原青铜器与云贵高原的土著青铜器进行对比后，发现西汉早期的青铜器更可能是北方地区的产品。东汉时期的青铜器可能是本地生产。推测这可能与务川当地发达的汞矿资源相关。务川汉墓普遍随葬朱砂。朱砂在古代除作颜料以外，还是冶炼水银的主要材料。由于务川当地采砂炼汞的历史十分悠久，务川西汉早期墓葬、青铜器的出现很可能与当地朱矿的开采有关。由此可知，经济因素也是推动汉文化在云贵高原传播的重要动力。

徐州博物馆研究馆员原丰的发言题目是“汉代楚国（彭城国）采石业研究”。

两汉时期，徐州地区先后被封为楚国和彭城国。大量考古发现表明，汉代楚国和彭城国采石业发达，主要体现在汉墓的营建方面。除诸侯墓多采用砖石混合结构（东汉时期）外，中小型汉墓也大量使用石板、石块等石料。汉画像砖的大量分布也要求具备较高的石加工技术。此外，徐州地区亦发现多处汉代采石遗址或遗迹，在采石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采石工具，主要有铁锤、铁楔等。整体来看，徐州地区在汉代的采石法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整取采石法”，主要用于开采大型石材；二为“切割采石法”，主要开采规格较小的板状石材。石料加工大致分为初加工、粗加工、细加工三个步骤。

关于采石业的相关问题。一，采石业属于手工业范畴，需要团队合作，应该允许民间采石。二，通过开采石料的用途和规格可大致判断采石场的性质，但不一定准确。三，东汉上的塞石广泛存在刻铭。如东汉土山二号墓石材上的工匠姓名达一百多个，大致可分为制作封石和黄肠石、墓室用石两类。大致来看，东汉时期的采石业市场特征已逐步显著，分工进一步细化。尽管如此，关于楚国（彭城国）的采石业研究，仍面临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

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所讲师师彬彬的发言题目是“西汉外戚封侯制度研究”。

西汉中前期，功劳是外戚封侯的重要依据；而西汉后期，与皇室的姻亲关系成为外戚封侯的重要依据。这一政治现象既反映了西汉皇帝重视维护外戚群体的社会地位，又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与现实政治的结合。西汉中前期外戚因功劳封侯者规模较大，不仅发挥了功绩激励的社会功能，而且扩大了外戚群体的政治影响。西汉以帝舅、后父作为外戚封侯的重要对象，以其他外戚作为补充对象，体现了“以孝治天下”的统治理念。

西汉外戚封侯的食邑是外戚封侯制度的重要内容，涉及始封食邑与食邑增减两项内容。西汉外戚侯的食邑一般多于功臣侯和王子侯，反映了外戚侯在列侯群体中拥有重要地位。西汉中后期外戚侯的食邑增减（实际以增加的情况为多）均由皇帝颁布诏书来控制，这取决于权力运行机制，与政局演变、社会等级秩序变迁密切相关。

西汉外戚侯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并通过各种形式发挥社会功能。部分外戚侯成为皇帝亲信并辅政，发挥了较大的社会功能；未入仕的外戚侯发挥的社会功能较小，体现了外戚侯内部的分化。总体而言，西汉外戚侯发挥的社会功能取决于社会运行机制，与外戚侯个人的功劳、仕途、能力等密切相关。

代表发言结束后，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郭伟民教授做学术总结。郭伟民教授对本次学术分会45位代表的发言逐一进行了点评，并总结本次的发言主要围绕汉代考古与中外文化交流两大主题，汉代考古又有考古发现和考古发掘、经济技术（物质文化）、社会关系与政治制度（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精神文化）等几部分内容。本次汉代考古与文化交流分会场学术会议的成果非常丰富，会议给了我们很多启迪，很多感悟和认识。这次会议发言最大的特点是老中青三代在一个平台上交流，各显千秋。长者似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中者如天穹日照，风头正旺；少者像雨后春笋，蓬勃生长。学术有传承，更有发展。马王堆汉墓是一座宝库，源流不涸。我们坚信马王堆考古与文物的研究，必将永驻学林，倍享尊荣；马王堆文化遗产的光华，必将泽被后世，长耀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