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汉代艺术史与思想史研究”分会会议纪要

8月17-20日，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湖南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承办，湖南博物院、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中国丝绸博物馆）执行，中国博物馆协会乐器专业委员会为学术合作单位、北山堂基金为支持单位的“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之“汉代艺术史与思想史研究”分会会议在长沙成功举办。

1972—1974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夏鼐先生亲临指导下进行的马王堆汉墓发掘，一开始就受到海内外万方关注，它在中国考古史上有着独一无二的重要位置。李学勤先生曾对其高度评价道：“马王堆汉墓出土有完整无损的古尸，成组成套的物品，内容珍秘的帛书、竹木简。三项有其一，已可说是重要发现，于今三者兼有，在中国考古史上尚没有其他例子。”

“汉代艺术史与思想史研究”学术分会主席为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研究员许杰。此次海内外同好汇聚一堂，报名参会的学者有100多人，提交论文或提要100篇，亲临会场的学者专家有90余人，其中有来自北京大学的李零、朱青生等教授等。围绕马王堆的跨学科、多角度研究中，艺术与思想史的研究无疑是璀璨夺目的，绚丽多彩的四重棺、T形帛画、各种器物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场会议的报告也将围绕上述几个议题展开。

“汉代艺术史与思想史研究”学术分会共分为六场，第一场由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研究员许杰和哈佛大学中国艺术实验室副主任吕晨晨主持；第二场由浙江大学教授贺西林、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研究员项目经理刘甲主持；第三场由江苏师范大学教授顾颖、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刘彦锋主持；第四场由韩国祥明大学美术学博士张学雷主持；第五场由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兼职研究员王丹主持；第六场由浙江音乐学院教授夏滟洲、沈阳音乐学院教授贺志凌主持。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研究员许杰

哈佛大学中国艺术实验室副主任吕晨晨

 
浙江大学教授贺西林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研究员项目经理刘甲

     
江苏师范大学教授顾颖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刘彦锋

 
韩国祥明大学美术学博士张学雷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兼职研究员王丹

浙江音乐学院教授夏滟洲

沈阳音乐学院教授贺志凌

为共享学术成果，特辑录专家发言要点如下：

北京大学朱青生教授以“疑斧与虱轮——马王堆帛画在形相学中的观看”为题，用形相学（图像科学）的原理解释为何在图像研究中会出现如此重大的分歧及其根源，即图像与人的观看（接受美学）之间的关系，从而重申图像研究中的“虱轮现象”和“疑斧现象”。以马王堆汉墓帛画为例论证形相学的体系、结构，即一种思维的系统。同时介绍29年来（尚未完成）为解释具体图像而编制汉代图像数据库（《汉画总录》），建立对全图像数据系统进行通检的体系。

日本立命馆大学衣笠総合研究机构特别招聘研究教授大形徹的发言题目为“马王堆帛画与庄子的生死观”，他认可马王堆帛画是一幅咒术的图画，其中展示了一种基于《楚辞》和《庄子》中对太阳信奉的生死观。太阳本身与十日信仰有关，这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的十干。此外，还增加了其他几个与太阳信奉有关的图像。此次介绍的棕榈树(睡莲)图案和方尖碑式尖顶的描绘进一步强调了太阳神崇拜的力量。

日本大阪公立大学研究员重信步的发言题目为“马王堆帛画中可见的外国影响”，从跨文化的视角，重点关注马王堆帛画地下世界的下层部分，由于图中对鱼有所描写，笔者假定这一层为水世界。从图像学观点出发：帛画中的太阳、金乌、玉兔、蟾蜍、女娲，扶桑，在埃及也有关于太阳、扶桑的记载，都与再生有关；下段，力士、鱼，其他各种神怪，画着水里的世界，巨人形象与埃及的贝斯神（Bes）相似，应受到古埃及文化的影响。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练春海在题为“原境视野下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研究”中指出，帛画出土时所处原境是内棺盖板上的一个狭小空间，我们理解这件帛画时，还应该关注同时出土的其他物件，如桃木俑和玳瑁璧。马王堆墓葬是一个包含着设计理念在内的丧葬系统，因为该墓葬的规格较高。帛画的设计表明它有两种基本功能：引导和示范功能；其中人首蛇身神是关键，后者与其他汉墓墓脊上的方相氏形象有密切关联。墓葬中，帛画上的玉璧图案与玳瑁璧有对应关系。

宁夏固原博物馆研究馆员苏银梅在题为“马王堆汉墓 T 型帛画中的祥禽瑞兽”的发言中非常认同汪悦进先生对马王堆汉墓是一种“生命艺术”的观点，并认为用“生命轮回”来解释帛画是符合实际的。对帛画画面内容、用途、艺术风格进行细致的梳理与总结，结合宁夏固原博物馆的藏品，分析帛画对后世绘画的鲜明影响，突出了其在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地位。帛画以艺术的形式表现人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并将帛画的结构分为八层，通过对帛画内容进行细描与再解读，进入更深层的主题分析。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顾大志以“马王堆汉墓 T 形帛画胡人图像考”为题，关注两幅T形帛画下部半蹲托举状的裸人身份问题。结合大量出土文物与图像中的类似形象材料，包括骑兵仪仗俑、驯兽仆俑、铜席镇等，认为其当为彼时观念中的“胡人”形象。报告进一步辨析“胡人”在先秦至秦汉时期的语义及观念的变迁问题，指出“胡”在先秦及西汉前期本指北方族群，与西域族群无涉。西汉中后期，指代西域的语义才逐渐引进到“胡”的概念当中。以考古材料来看，“胡人”形象在西汉时期多作“宽颊式胡人”，到了西汉晚期至东汉才被来自西方的“深目高鼻式胡人”所替代、融合。“胡人”形象在两汉时期的巨大变化，与文献中“胡”的语义变化同步，体现了两汉时期人们对“胡人”的观念性认识的变化。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后欧佳以“驷玉虬以椉鹥：马王堆西汉墓 T 形帛画“怪鸟”为凤鸟考论”为题，对T形帛画中华盖下的怪鸟形象进行了细致的描摹，并对学界既有的“飞廉”“鸱鸮”诸说进行辨疑。将怪鸟形象与帛画上的凤鸟进行比较，发现二者的羽毛与颜色处理几乎完全一致。更通过大量的正面凤鸟图像、纹饰分析，指出帛画上的怪鸟酷似猫头鹰的头部应是楚汉艺术对正面凤鸟形象的表现。在这一正面凤鸟所处的帛画情境中，华盖之杆延伸至凤鸟身后，凤鸟脚下的丝线则是缰绳的表现，与升腾的巨龙一同构成引魂车仗，实是在以图像形式呈现“引魂之凤”的观念。而此类旗幡构图作为西汉时表现神界或升仙的一种固有模式，加绘凤鸟当是为进一步突出引导墓主灵魂的主题。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王传明在题为“马王堆三号汉墓棺室帛画主题再思”的发言中回顾了马王堆三号墓壁帛画的发现与研究历程。通过对帛画画面的细致观察，认为两幅帛画为具有时间演进关系的送葬图——东壁帛画为女侍送葬图，西壁帛画是军阵送葬图。并结合文献所载的军士送葬、考古发现的兵马俑、汉代画像石所刻送葬图以及三号汉墓出土的二“明童”遣策简等文献、实物与图像材料，探讨了三号墓的墓主是否具有军士送葬的地位，提出轪侯之子以图像的形式实现了他本不可以享有的军士送葬与兵马俑随葬。

西湖大学来国龙教授以“早期中国艺术史中的“客位”与“主位”:以马王堆<太一祝图>为例”为题，回顾了近年来学术界对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太一祝图》研究的进展，对于讨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纷繁复杂的议题如《太一祝图》的定名，引入了人类学研究中的“Etic vs. Emic”理论框架，即“客位”与“主位”视角，强调不同历史证据有不同论证力度，认为虽然“出行”和“辟兵”是该帛图的两个主要内容，但是该图的核心还是在帛图右侧的“总题记”文字的《太一祝》。该帛图就是对《太一祝》祝文的图解。因此不赞同《集成（修订本）》的定名，认为该帛图还是应该使用以归纳概括帛图核心内容的方式，来命名为《太一祝图》。

甘肃简牍博物馆研究部主任、研究馆员肖从礼以“马王堆汉墓帛画<太一祝>主神像为‘东皇太一’考”为题发言，梳理了前人对帛画《太一祝图》的基本观点，认可黄盛璋的东皇太一说。通过对帛画画面进行分类标注，认为帛画中的“社”字当为军社，此处描绘的东皇太一与军事有关，楚人将最初主杀伐的岁星转化为至上神。进一步对题记作出解读，提出了个人的断句推测：“祝曰”的主语是“某”，而不是“太一”，祝者是现世领兵征战者，这也与墓主身份相符。因此认为帛画内容是利苍之子率军征战前祭“军社”的祝辞和法术，是一幅实用图。

湖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王纪潮的发言题目为“论马王堆3号墓遣册的“柜”字（外二篇）”，认为马王堆3号墓T型帛画中有一只特钟形象，上有锯齿纹。3号墓遣册简的“柜”应释为“業”，即大版的钟架。特钟应是悬挂于钟架之上，锯齿纹即象征钟架。帛画中的“天门”应是屏风，起到 “遮蔽”和“划分天界和人间”的作用。根据马王堆3号墓《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的大麻榨油后的渣滓、大麻子，推测当时的人已了解大麻的致幻功效，并用于仪式活动中助兴。其来源有可能是是一种巫文化的传播，在国外的宗教文化中，人吃毒物后致幻在图像经常用蟒蛇或龙表现，并提出帛画中多次出现的蟒蛇形象，很可能是丧葬仪式上饮酒并熏染大麻烘托情绪产生的出神状态。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柳扬在“从神山上登仙境：马王堆一号墓四重套棺呈现的升仙历程”发言中，给四层套棺上的彩绘提出了一种新的解说，他认为漆棺上神山是压倒一切的形象，它们以云气纹、曲折的三角纹、乃至几何的图形暗示，套棺整体图绘设计反映了当时流行的神山崇拜。 如此，最外层的黑漆素棺象征与人类相隔的死亡；第二层黑地彩绘棺图绘呈现的是墓主人登仙历程的开始，她必须通过仙山的最下面一层，那是仙境和尘世的中转地，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灵怪；继续上升，就到达了朱地彩绘棺所表现的昆仑仙境；而第四层即内棺上的几何形图案装饰，很可能是山和龙蛇类动物的“几何变形图案”，是最高层仙山的独特表现。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研究员徐志君的发言题目为“汉代图像的叙事逻辑：以马王堆一号墓漆绘棺画为中心”，讨论语境，提及“孟久丽、陈葆真”关于几种图像构图方式的总结。根据汉画铺陈叙事逻辑的思路，分析马王堆一号墓黑地漆绘棺画。认为其实打破了汉画常见形式上的结构关系，此外云气打破边框的情况也值得注意。提出图像题材、文学题材的罗列其实具有相似性。

艺术家泰祥洲博士以“星际远游：时间、权力与图式——从两汉天文文献试析马王堆黑地漆棺画的创作观”为题，提及汉代历法系统，认为皇帝更迭如流水，天文官不动如磐石。讨论《五星占》是何人所著，推测长沙国丞相掌握了天学系统。认为天地分野分野应依据时间秩序而非空间直接对应。引述文献讨论了古代巡守与升仙，并列举汉代天文图式。以汉代天象图的解读思路，讨论马王堆黑地漆棺画，推测黑地彩绘棺神兽为星官。认为历史关键期的转化都与时间观念变化有关，时间应是艺术史重要的观察点。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博士翁彩萍以“长沙马王堆汉墓漆器锥画构成初探”为题，首先阐述马王堆汉墓漆器概况。介绍锥画的发展历史，始于战国，逐步成熟。列举锥画技法的特点、锥画纹饰的内容。讲解锥画的实施程序，分享发言人实际操作锥画的几个步骤。讨论马王堆出土漆器锥画与实际操作锥画的差异。涉及漆层控制、工具选择、手部技巧、环境控制等方面。最后从工艺传承、美学价值、历史见证、文化交流进行总结。

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左骏的发言题目为“‘去就’辟兵：从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蛤蟆谈起”，还原了马王堆三号汉墓中“蛤蟆”的出土情况，对其遣策记录与伴出物进行了分析解读。首先对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互证中，厘清了两周至秦汉魏晋时期“蛙形动物”的相关命名。进而利用近年荆州胡家草场出土简牍进行旁证，梳理了东周末年至两汉时期多见用蟾蜍辟兵法。在进一步比照中，阴干“蛤蟆”可与“干尸”状蛙形动物相应，漆盒上层所见丝带和一束丝织品与辟兵仪式使用也当紧密相关，而这类祝祷仪式与马王堆三号墓主的身份与职业需要十分契合。此外，左骏还根据同时所出《卦象图》帛书的分析，与“蛤蟆”同见的大蛤蜊壳很可能是墓主用于兵事前的占卜。最后他通过厌胜、带钩等物质与图像解读了两汉时期蚩尤信仰，为辟兵研究作了延伸。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在“汉代‘四灵纹璧’研究”的发言中深入探讨了从汉代玉璧纹饰与功能、五件“四灵纹璧”的赏析到“四灵纹璧”形成的脉络及意义，揭示了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古代信仰体系中的重要性。   

中山大学助理教授潘攀在题为“两汉出土四象、四灵、五灵神兽图像之流变”发言中提出四象、四灵、五灵这三重概念在传世文献中出现了混淆问题，在现代学者的论证中仍有混淆和错误。以海昏侯汉墓出土当卢为例，辨析四象神兽与四灵神兽。厘清了天象星宿与四象、四灵的流变关系，并认为马王堆1号汉墓中的神兽图像并非四灵和四象，只是仙界神兽。关注到了不同墓葬、不同实物应用中的神兽图像具有特殊性：在高等级的墓葬中才会有固定的玄武，其他多是单体龟；只有固定表现天象的时候才龟蛇合体的玄武。提出应该回归物质载体、墓葬本体来解读图像本身，而不能一概而论，需要结合具体情境分析论证。

台北故宫博物院器物处科长、副研究员蔡庆良以“艺术考古研究——以海昏侯墓出土鸟兽母题玉器为例”为题，采用艺术考古的研究方法，分析墓葬中各类玉器在构图、器身结构以及整体艺术效果等方面的风格特征。理解东汉玉器在技艺变化和风格选择上的特点，探究不同时期玉器在视觉美感上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苏州博物馆馆员刘彬彬在“马王堆汉墓出土铜镜所见湖南地区早期铜镜的功能性变化研究”中回顾了业内关于早期铜镜功能的相关研究，指出既往研究较少关注到铜镜在墓葬仪式和空间营建中所起的作用，也缺少对汉镜大流行之前南方楚式镜的功能考察。基于这一问题，结合对马王堆汉墓及周边地区墓葬出土铜镜的搜集与空间分布归纳，指出以马王堆铜镜为代表的楚式镜在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期的墓葬中有着一定的等级标志性，在随葬品组合与排列中又具有“生器”属性，通常与仿铜陶礼器等有着空间上的分隔，同时也提出马王堆铜镜已处于楚式镜形制和墓葬空间意义的最晚阶段，此后楚式镜退出历史舞台，汉镜的明器与信仰属性被凸显。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刘芳芳以“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玳瑁器谈起——兼谈犀皮工艺的起源”为题，对汉墓中出土的各类玳瑁类文物作了系统梳理，围绕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玳瑁器展开讨论，把发掘材料中明确为玳瑁类的文物从所谓的“角质器”中遴选出来。指出玳瑁作为一种珍贵的有机宝石，昂贵且难以在地下长期保存。另外刘教授提出我国漆器的犀皮工艺可能在东汉时期已经成熟，而其起源就是受到了玳瑁器的启发。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讲师施宇莉的发言题目为“观念、制度和技术——从“㳉”的出现与消失谈起”，首先介绍“㳉”的发现，列举中国境外发现、中国境内发现。介绍了学者对“㳉”的各种讨论，作者赞成“涂朱工艺”一说。介绍“㳉”出现的时间、载体和空间分布。提及个别铜器上也出现“㳉”。从三方面探讨“㳉”的出现与流行：观念方面与阴阳五行、尚赤有关；制度方面与“物勒工名”有关；技术方面，作为工序的“㳉工”是涂红漆的步骤。认为“㳉”应为涂朱工艺，其出现和盛行与观念、制度、技术几方面都有关系，其消失也与这三方面的变化有关。

新疆大学黄锦前教授以“荆州李家台楚墓出土彩绘漆画的内涵与源流”为题，认为荆州李家台楚墓出土漆盾所绘之鸟并非孔雀，实为凤鸟。从图案进行辨析，将漆画分为三个层次。从内涵与源流方面进行讨论，认为该漆画彩绘是继承史前及商周风格而来。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研究员刘思亮以“黄泉之畏：曾侯乙墓内棺漆绘再论”为题，认为曾侯乙墓内棺侧挡上部所绘图像为鸬鹚晒翅之形，旧释为凤鸟、引领亡灵登天神鸟等观点均有待商榷。绘制鸬鹚，是古人对黄泉畏惧的隐晦表现，在此基础上反观早期鱼鸟图，其中部分图像也有对黄泉畏惧的表现。另外，作者提出曾侯乙彩棺其他神人的形象也有进步讨论的空间，无论“土伯”说还是“方相氏”说，均没有必然性；曾侯乙内棺漆绘细节的刻画恰为我们展示出地下神灵样貌的模糊性、幻化多变性，正好提示我们过分执着于图像名实落实的不必要。曾侯乙墓从墓葬布置到内棺漆画，处处体现出时人对黄泉的畏惧，其间并无太多能体现秦汉以来升仙思想的元素。

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肖海以“马王堆西汉墓刺绣纹样的造型特征”为题，从设计师的角度剖析了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刺绣纹样。以小见大，由江陵马山楚墓绣品上的圆点引发上古一系列纹样以祭祀为核心对称形式。再通过汉字从甲骨契文到金石铭文到李斯小篆，尤其是西汉之初隶变的书写形式佐证，发现马王堆纹样及两汉艺术集中开辟了“非对称”的形式。“非对称”不仅是马王堆绣品的形式要素和审美特征，它更有效地诠释了为什么庄子哲学思想是历代文人公认的贯穿至今的中国艺术精神，即自从人的自我觉醒开始，我们就迷恋上了“非对称”的形式！“非对称”形式在美学范畴里呼应了艺术是自由和美的象征论断。对比先秦和两汉艺术，“对称”是对神灵的敬畏，是对权力的服从；“非对称”是对自我的观照和闲适！“非对称”的自在自为形式告诉我们，无论情感和形式、自由和美，本真即是人生的真谛，也是艺术的真谛！艺术不仅仅创造美，艺术也是让我们找回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方式！

深圳技术大学服饰技术学院教授王树金的发言题目为“汉朝纺织品吉祥文字溯源”，回顾了汉代吉祥文字的历史发展，结合大量考古发现，探讨了这些文字在纺织品中的起源与演变。他指出，吉祥文字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还对后世纺织品装饰产生了深远影响。

湖南博物院研究馆员董鲜艳的发言题目为“巧手经纶编汉韵——马王堆汉墓出土编织物探析”，通过对马王堆汉墓出土编织物的研究，分析了这些编织物的种类、技法及其在汉代纺织服饰中的作用。她还将马王堆的编织物与先秦楚墓出土的编织物进行了对比，揭示了湖湘地区编织技艺的历史渊源。

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杨婳婳在题为“马王堆汉墓出土织物包装研究”的发言中系统梳理了马王堆汉墓出土各类织物包装，并将其按照遣册定名分为衣（套）类、囊袋类、戴（夹袱）、㡒等类型，反映出当时已根据被包装对象制作不同类型的包装。对比其他墓葬出土的织物包装，结合用材和制作工艺分析，得出乐器包装很可能是轪侯家自制的、缣囊在当时已经有一定的尺寸规范等结论，最后总结了马王堆汉墓在包装上史上的意义。

南京云锦研究所有限公司文物修复部主任、高级职称杨冀元的发言题目为“重现汉韵：马王堆汉墓纺织品文物复制经验分享”，详细分享了她所在团队在复制马王堆汉墓纺织品中的经验，讲述了在高难度文物仿制中，如何通过精细化操作将相似度提升至90%以上，并探讨了仿制过程中的挑战与解决方案。

西北工业大学教授余隋怀以“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视角下设计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题，以马王堆汉墓文物为核心，探讨了中国古代设计文化的精髓。他强调，这些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设计智慧的结晶，对理解传统设计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至关重要。余教授通过历史文献、文物对比、材料科学与工艺分析等方法，深入揭示了文物背后的设计思想、工艺技术及文化价值，总结了汉代器物的设计特点与发展脉络。他特别指出，“天、地、人”和谐及“由器至道”的哲学思想贯穿其中，体现了古代设计的深邃与智慧。最后，余教授强调设计文化的传承在于创新继承设计思想，而非简单复古，中国设计在“格物致知”与“由知格物”中不断进步，为现代设计提供启示。

西安工程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讲师温星玉在发言题目“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丝绵袍形制分析及仿真研究——基于数字仿真技术的汉代丝绵袍复原设计”，基于丝绵袍的服饰文化内涵，纹样造型特征和制作工艺等问题的研究和考证，结合数字化技术对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信期绣”褐罗绮丝绵袍进行仿真复原设计，虚拟地展示了该款丝绵袍沉稳的色彩、富丽的面料、精致的刺绣工艺和较为真实的穿着细节等。通过以上虚拟仿真设计，不仅高效复刻和展示了汉代服饰气韵生动之美，而且为汉代服饰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设计提供新思路和途径。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周旸在题为“全链条理念下的纺织品文物保护实践——以浙江黄岩南宋赵伯澐墓为例”中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纺织品为例，详细介绍了全链条纺织品文物保护模式。该模式涵盖了从纤维和染料的无损分析、纺织品修复、到展示利用的各个环节，通过系统化的保护方法，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文物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院长周萍在“秦始皇帝陵 K9901 陪葬坑出土泡钉俑服饰复原初探”的发言中介绍了秦始皇帝陵K9901陪葬坑出土的百戏俑，通过对4号俑的服饰复原，展示了秦代宫廷娱乐文化的丰富多彩。她强调了泡钉俑的独特艺术风格及其在秦代服饰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

浙江音乐学院副教授宋克宾以“对汉代黄钟律高的新看法”为题，围绕汉代黄钟律管的音高进行了深入探讨。依据《礼记·月令》《汉书·律历志》及蔡邕《月令章句》等对黄钟律管形制的记载，学者们通过声学计算与实测，普遍认为汉代黄钟律高为“G”，尽管实测中存在开管与闭管等不同方法导致的细微音高差异。但是有音律铭文的出土汉代编磬，测音指向黄钟音高为“bA”。会议讨论了吹法对音高的影响，提出开管竖吹时，不同的吹法（如贴唇与不贴唇）可能导致测得的音高不同，这可能是导致文献记载与实测编磬音高不一致的原因。

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钟之岳的发言题目为“马王堆汉墓竽对后世笙竽乐器的发展影响”，通过对曾侯乙墓笙、马王堆墓竽、正仓院唐传笙和陈旸《乐书》记载的宋代十七簧笙等文献和实物材料的考察，认为马王堆竽在笙竽乐器历史发展变革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马王堆一号墓明器竽在前排3、4管没有开孔，与后世马蹄形笙斗相仿。为了持握更加顺畅，由此促成笙竽乐器的重大改革，即在笙竽左侧加入一根管苗，形成马蹄形管苗排列：左手托斗，右手保留单指插入的传统，方便用指，完成从偶数管苗排列向奇数管苗排列的转型。该形制延续了千年，成为了经典的笙传统造型。推测变革的时间上限为西汉初年，下限为东汉中晚期。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王清雷以“海昏侯刘贺墓编甬钟钲部纹饰定名考辨”为题，指出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编甬钟11件，涉及其纹饰的文章至少8篇，对于同一件编钟钲部纹饰的称谓大相径庭，纹饰命名不规范的问题给学术交流带来了诸多不便。提供编钟纹饰定名的统一与规范方面建议。按照钲部纹饰的不同，将北椁室乐器库中出土的10件甬钟分为4式，并对涉及纹饰的文章中的不同名称进行合理考辨。认为：一式甬钟的钲部纹饰应定名为“重环三角纹”，二式甬钟的钲部纹饰应定名为“散螭纹”，三式甬钟的钲部纹饰应定名为“散螭方格纹”，四式甬钟的钲部纹饰应定名为“变形虎纹”。

南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季伟的发言题目为“汉画中的建鼓舞综论”，统计了全国乐舞画像中的建鼓舞图像和地区分布情况。从形制上分为大型建鼓、一般建鼓、配制建鼓、虎形底座建鼓，每种形制附带举例和特点描述。建鼓舞的舞者形象特征，男性舞者阳刚动作狂放，女性舞者长裙细腰动作柔美。建鼓舞的表现形式有独舞、对舞、女性舞、群舞、乐舞百戏。具体分析了各种形式舞蹈的功能意义。建鼓舞的舞蹈场合有：厅堂、庭院和郊野。汉画建鼓舞整体呈现多元、综合、融通的特点。

洛阳师范学院音乐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王秀萍在题为“河洛地区汉代音乐考古发现整理与研究”的发言中梳理了洛阳及周边出土汉代音乐文物，揭示两汉时期河洛地区宫廷和民间音乐文化活动的基本概况。种类有壁画类、器皿绘饰、画像类（画像石和画像砖）、乐舞陶俑类，其艺术特征为数量多、门类多，呈现出鲜明的多样性；具有鲜明的地区性和地域特色。对于了解两汉时期河洛地区民间音乐文化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物中反映出来的音乐表演信息展示汉代河洛地区民间音乐文化的世俗性。

陕西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梁勉的发言题目为“简析马王堆汉墓筑对轧筝的影响”。首先追溯了筑的历史，并把秦汉以前的筑分为三类。其次对唐昭陵韦贵妃墓中的“轧筝图”进行了解析、对古文献中记载的轧筝及其弓子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接着对宋元明清时期的轧筝进行解析及分类，最后得出了结论：以马王堆筑为代表的汉筑嬗变出轧筝类乐器，并不断开枝散叶，影响到中国胡琴类弓弦乐器的产生。

湖南大学中国礼乐文化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周毓华的发言题目为“古瑟探秘”：首先对古瑟进行历史溯源，例举了古代文献中有关瑟的记载，认为琴瑟是同源乐器，都来自于五弦乐器，形制有五弦、十五弦、二十三弦、二十五弦等等，出土战汉古瑟以二十三弦和二十五弦为常见，还有大瑟、黄钟之瑟、雅瑟和颂瑟之别，尺寸都不相同。其次根据一支战汉时期的无射玉律管推算律尺长度合今25.66厘米，以此作为标准推算出土古瑟尺寸，并归纳其类型，由此得出结论古人以十二瑟对应十二月，在不同的时月弹奏相应的瑟，如夏历十一月奏黄钟之瑟，夏历五月奏蕤宾之瑟，并认为马王堆二十五弦瑟可能为无射之瑟，瑟弦可分为外、中、内三组，外九弦与内九弦因弦径大小和瑟柱位置一致，音阶序列应相同，外九弦仅作内九弦和声之用。二十五弦瑟的弦序自外而内为少宫、少商、少角、少徵、少羽、宫反、商反、角反、徵反、太徵、太羽、宫、商、角、徵、羽、少宫、少商、少角、少徵、少羽、宫反、商反、角反、徵反。马王堆二十五弦瑟宫弦音高为#D5+25音分左右，音高频率为632赫兹左右。

湖南师范大学李建毛教授作学术总结：从以上学者的发言中可知，本次学术研讨会绝大多数学者围绕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四类文物及其他相关文物展开研究：一是马王堆出土帛画，如T形帛画、太一将行图、车马仪仗图等；二是马王堆汉墓漆器，特别是一号墓四层漆棺；三是马王堆汉墓出土各类织物，包括服饰、器物包装织物等；四是马王堆汉墓出土乐器及其他相关乐器。此外还有铜镜、蟾蜍、四灵四象等物及图像的研究。讨论的主题也有五个：一是从艺术视角，围绕马王堆汉墓帛画、漆棺画、锥画等工艺、构图、叙事逻辑等方面反映的艺术特征及其演变规律进行研讨。二是对生命的追求，帛画、棺画及其他漆器图案、丝织纹样等多是反映汉代人们对生命的珍爱，对生命的永恒追求，死后追求灵魂永生，故生前用物的图案及文字多表吉祥，或寓意祈福、辟兵厌胜等；死后的棺、帛画图案则希冀死者灵魂升仙、升天或重生，不过此次会议不少学者对帛画升天主题提出质疑，而是认为表示升仙或重生。艺术与生命的主题是本分会讨论最多的话题，这与汪悦进先生所策划的大型数字展“生命艺术”主题切合。三是天象地理，泰祥洲先生认为黑地棺画与星宿有关，铜镜、玉壁以及四灵、四象等图案均与天象有关，反映汉代“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四是制作工艺的探讨、器物复原研究以及在当下的推广应用，杨冀元对马王堆汉墓出土素纱襌衣等多件织物进行了复制，温星玉则利用数字技术对马王堆丝绵袍进行形制分析和仿真研究，周萍对秦俑坑K9901泡钉俑制作工艺进行摸拟复原，周旸展示南宋赵伯澐墓丝织品保护、复制取得成功的过程和经验，并且对这批丝织品的展示利用及相关文创开发等进行了探索，让文物真正活起来。五是对马王堆乐器及相关文物的认定及吹奏方法、乐律、舞蹈等进行探讨，发前人之所未发。

鉴于不同学者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这涉及理论与方法的问题。朱青生以疑斧与虱轮理论提出应建立相应的数据库进行比对，才能更好地探究其是什么，练春海提出应将研究对象置于“原境视野下”，来国龙则提出在“主位”“客位”的交叉视角下才能真正理解事物的内涵。二位日本学者为本次会议从跨视角对帛画解读提出新的看法，也为我们今后的研究带来新的启示。

马王堆汉墓发掘虽已过50年，但至今仍是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墓葬，对其研究永无止境。每逢十周年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都是对马王堆汉墓研究的极大推动，50周年学术会议成果无疑是非常丰硕的，同时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仍存在诸多分歧，有些帛书、图像、器物至今仍然不知或所知不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