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田战时讲学院证章

塘田战时讲学院始末

一、塘田战时讲学院成立背景

1938年夏，国共两党已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推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之实质并未改变，对共产党的活动防范相当严密，共产党全面抗战的主张难以得到贯彻。当时，台儿庄战役虽取得了胜利，但国民党为保存“实力”，不战而弃徐州、开封、安庆等城，于是出现日本侵略军围武汉、袭南昌、攻湖南，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相继沦陷，人民群众惨遭屠杀和侮辱的严重局势。

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对国民党的“亡国论”和片面抗战路线，以及王明的“速胜论”和轻视抗日游击战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批判，精辟地阐明了持久战的总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坚持全面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斗争到底。中共湖南省工委和中共驻湘代表徐特立根据中央“抗战到底”的方针，提出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保卫湖南的主张，准备开辟湘西南游击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塘田战时讲学院创办人 历史学家吕振羽（1900年—1980年）

当时，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研究部主任吕振羽审时度势，认为要坚持长期抗战，必须“树文化据点于农村，树救亡工作据点于农村”，即向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和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建议，在自己的家乡武冈塘田（今邵阳）创办讲学院，培训抗日干部。这一建议经徐特立报请中共中央，立即被采纳。

二、塘田战时讲学院的筹建

为了团结各方力量共同抗日，减少阻力，争取学院的合法长存，中共湖南省工委和吕振羽按照党的统战政策进行多方面的奔走，取得了国民党部分上层人士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吕振羽首先聘请当时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任院长，通过覃振向湖南省政府疏通，请国民党湖南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任学院董事会董事长，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为名誉董事。然后，吕振羽又利用湖南国民党内部矛盾，取得了何健派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刘子琦的支持，同意担任学院董事。接下来，吕振羽持刘子琦的信件找到了湖南省第六行政督察区（邵阳）专员李琼和保安司令岳森，经过洽谈，他们都同意担任学院董事。随后，吕振羽又相继争取到武冈县县长林拔萃、开明绅士吕遇文、吕惠阶、李心徐、李梯云、李荣植、著名学者翦伯赞、吴剑丰、陈润泉等各界名流加入学院董事会。

在筹备建院过程中，因为得到了原武冈九区区小校长兼区董吕遇文的大力帮助，吕振羽很快便借得清末太子少保席宝田的庄园作为塘田战时讲学院的校舍。庄园里有百余间常年失修的房子，前面有一条呈半月形、名为“芙夷水”的河流涓涓流淌，右边是彭石潭和彭石岭，左边是吕家村和周家村，后面是大片稻田，可以说既是一个山清水秀、环境清幽、适宜办学的地方，又是一个依山伴水、曲径通幽、适宜开展游击战训练的地方。

塘田战时讲学院旧址

三、塘田战时讲学院的办学宗旨和方针

讲学院的办学宗旨为“树文化据点于农村”“树救亡工作据点于农村”。办学方针是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向广大青年进行阶级教育、民族教育和战时教育，培养各种各样的干部，为民族解放事业输送人才。校训为“忠诚勤敏”，后又增加“精诚团结，英勇活泼、紧张严肃”12字院风，并编谱出激励人心的院歌：“我们是迎着时代的巨浪，勇敢热情的青年聚集一堂，加紧学习，奋勇救亡，在这里锻炼得意志成钢，把思想武装，实行抗战救国的主张，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同学们起来！走向光明路上，走向光明路上！我们是创造新中国的健将！”

四、塘田战时讲学院的教学日常

1938年8月，塘田战时讲学院贴出招生广告。9月15日，讲学院正式开学。报名的学生有的是由各地党组织介绍而来，有的是由开明绅士和进步人士推荐而来，有的是慕学校和教师之名而来，也有个别是国民党反动派安插的特务分子。学生以本省的武冈、邵阳、新宁、东安、祁阳、湘乡、湘潭、宁乡等县居多，也有来自江西、湖北、福建和东北等全国各省各地的。他们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大多为初中生、少数为大学生、个别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新生报到后，进行测试，按文化程度编班。

1939年1月30日邵阳“塘田战时讲学院”第二期招生广告

53×36cm

湖南省博物馆藏

第一期设三个班，分别为：研究部第一、二班和补习部一班，共招120余人。1939年2月，学院增设研究部三班和补习部二班，新招50余人。原研究部一、二班和补习部一班各招插班生10余名。

各班的学习课程如下：

这些课程，大部分是由教师根据《新华日报》《观察日报》《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论左派的幼稚病》《联共（布）党史》《大众哲学》《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的独立自由问题》《抗战救亡手册》等书刊编写讲义进行教授的。讲义以活字木版或刻蜡纸印刷。

讲学院设有五部一室，除了上文提及的研究部和补习部，还有教务部、生活指导部、事务部以及院长办公室。省工委先后从湖南文艺界“抗敌后援会”等抗日救国团体中选派20余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讲学院任教或任职。其中，有像翦伯赞、张天翼、曹伯韩等一批大作家、名教授，他们纷纷放弃大学的高薪，而选择来到这个偏僻的山沟，尽管工资微薄，生活清贫，但他们甘之如饴，其他教职员也都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人师表、以身作则，他们与学员同吃同住，在学业上予以指导，在生活中予以关怀，深受全院学生的信赖和尊敬。

主要教职员工作如下：

在教学方法上，讲学院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要求所有学生在认真学习革命理论的同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实践。学院成立学生自治会，组织领导学生评教评学，适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管理学校和从事社会活动。学生会主席先后为王时真、高剑莹，下设学习、宣传、民教、文体等部，各部负责人有郑奎田、姜景、姜国杰、雷震寰、薛夏等，部下还设有宣传队、歌咏队、壁报组、漫画组、戏剧组、访问组，募捐组、膳食组、保卫组等。学生们受新思想的启迪，茅塞顿开，受抗日潮流的洗礼，才干骤增。学院内外办有儿童、成人、妇女识字班。识字班设语文、算术、唱歌三门课，教材由学院学生在曹伯韩老师的指导下自编自印，课文寓道于文，通俗易懂，深受民众欢迎。

讲学院的学生们利用寒假时间各自在家乡以学校为据点建立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当时武冈、邵阳、新宁、城步、绥宁、东安、祁阳、湘乡、洪江等地均建立救亡室、歌咏队、读书会等组织，其中邵阳东路的宋家塘、范家山、廉桥、两市塘、水东江、火厂坪等地建立20余个文化宣传站、民众夜校、民众阅览室和青年抗战服务团。

五、塘田战时讲学院的党建工作

 讲学院积极开展党建工作。院内建立了中共三人小组和支部委员会。三人小组第一届以吕振羽为组长，张天翼、杨卓然为成员，第二届以吕振羽为组长，游宇、阎丁南为成员；支部委员会第一届以杨卓然为书记，雷一宇、林居先为委员，第二届以游宇为书记，阎丁南、王煜为委员。学院的重大问题和重要事务，经请示省委，由三人小组讨论，再交支部委员会委员到支部委员会具体研究，进而贯彻执行。

在办学期间，讲学院在250余名学员中共培养和发展中共党员40余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员180余人，这些学员大多都成为了革命骨干，国之栋梁。

学院解散后，受省委委托，学院党组织从家住武冈（洞口）、城步、新宁、绥宁、金秤等市、县（没有建立党组织）的学员中各选拔数人，进行短期集中培训，为这些“空白点”的党建工作储备了人才，例如，学员雷震寰后担任洞口支部书记，李子华担任绥宁支部书记，肖强欤担任城步支部书记，他们将自身所学充分运用到了党支部的建设当中，为当地党和人民以及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六、塘田战时讲学院的解散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上通过了蒋介石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决定实行“溶共、反共、限共”的政策。在湖南，反共派薛岳继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决定对塘田战时讲学院实行武力解散。1939年4月21日国民党两个步枪连分别从桃花坪、武冈，一个手枪团从邵阳，三路包围学院，并在院门上贴上查封布告，声称“如有抗拒情事，准予格杀勿论”。

当时，还在武冈的吕振羽听到消息后立马携妻赶回。学院师生恐吕院长遭反动派迫害，暗中派学生党员安排小船接吕院长渡河返校。吕振羽抵达学院大门时，全院师生蜂拥而出、热泪盈眶，将他们最敬重的吕院长迎进院内。当晚，学院地下党立即开会研究反包围和撤退的计划，并成立了塘田战时讲学院结束委员会。中共湖南省委派李锐到学院传达指示，赞成该院党组的撤退计划。撤退过程中，国民党反动派依旧不依不饶、步步紧逼，提出很多无理的要求，激怒了学院师生。为保护大家的人身安全和院内资产不受侵害，吕院长竭力稳定大家的情绪，以确保撤退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而他自己却不顾个人安危，义愤填膺地站出来与军队和当局谈判，为学院的撤退解散工作赢得了最大的主动权。学院周围的群众也都放下手中的农活，含着眼泪帮助师生撤退，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不到一个星期，全院人员疏散计划顺利完成，全部院产和公私账目均已结清，一些剩余的伙食费以及清理院产所剩的余款，经师生研究讨论，决定作为基金，在桂林成立“石火出版社”，意为：石在，火种不灭，以示对塘田战时讲学院的纪念。

在结束工作基本完成时，学院举行了师生话别会。会场上，吕院长在台上只说了“同学们”三个字，就哽咽住了，全体师生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直到半小时后，众人的情绪才逐渐平息，几位师生代表又相继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大家受到鼓舞，坚强地作出决定，“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一群，今后要继续塘田的精神，加强学习，加紧工作，在战斗的岗位上，最能打击日寇的岗位上贡献最大的努力！”

会后，学院印发了《塘田战时讲学院全体师生员工向全国各界人民申诉书》《致覃院长书》《致赵董事长书》《告别湖南省同学书》和《塘田战时讲学院全体学生告别武冈人士书》，并编写了《塘田纪念册》。

《塘田战时讲学院全体学生告别武冈人士书》

39×28.6cm

湖南省博物馆藏

塘田学院的师生们在学院解散后，有的到八路军、新四军队伍里担任连长或指导员，转战大江南北；有的撤到桂林，在用学院基金成立的“石火出版社”里继续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有的在吕振羽、游宇、阎丁南、江明和李锐的带领下，在武冈、新宁、城步、绥宁、洞口等地开展党建和革命工作。事实证明，塘田师生们履行了他们当初的誓言。

1945年冬，周恩来在延安出席湖南工作座谈会时，给予塘田战时讲学院高度评价，“‘南方抗大’像一座熔炉，投入矿石，铁水奔流，被反动派猛力一砸，火花四溅，变成了无数火源，到处燃烧。”

                                                                                                                                                                                                         谢静/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