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溪垂钓图轴
明代“吴门四家”代表人物之一仇英的山水画。纸本，设色，纵127厘米，横38.5厘米。在图下右边石缝内置有楷书“仇英”二小字款，下钤“实父”小长方形白文印与“仇英之印”方形白文印。此图画工细而见气势，反映了仇英的山水画的典型风格。
画面展示了深秋辽阔的山川郊野的壮丽景色，远处楼阁隐现于山间的丛林和流动的云雾中；中景处层峦叠嶂；近景为红枫映掩的溪江上，身着素色朝服的士大夫在轻舟上静坐垂钓。画面高嶂巨壁，丘壑深远，笔墨健劲纯熟，设色古朴，采取传统的皴、擦、点、染相结合，使画幅气势雄阔，景致迷人，予人以心旷神怡之感。
此图题跋印鉴较多。
画首有清乾隆帝的题诗：“枫落吴江候，烟蓬破冷浮；聊存竿线意，讵为釜鬲求。山色早辞夏，波光宜是秋；思莼风味在，静与日相谋。”落款为：“戌子秋月御题”（戌子系乾隆二十三年，即1768年）下钤有“乾隆宸翰”朱文小方印。
图右上角钤有“乾隆御览之宝”圆形朱文印，与“淳化轩图书珍秘宝”白文方形印二方。
图左上方钤有“淳化轩”朱文长方印“乾隆宸翰”白文大方印，“信天主人”朱文大方印，左上角钤“乾隆鉴赏”圆形白文印，下接“三希堂精鉴玺”长方形朱文印与“宜子孙”白文长方印。
这些印都是乾隆帝钤盖在宫廷所藏的精品之上的常用印鉴。
该图左下裱边刊有“同治三年二月江阴何栻廉眆以此桢见诒，十月初付沅甫弟珍藏。曾国藩记。”的题署一纸。
从画中的题识、印记可知，该图在清乾隆时期，曾一度为宫廷珍藏。后又由江阴人何栻（道光年间进士，官至吉安知府）所藏。清同治三年（1864年）何栻将此画赠予曾国藩。后来，曾国藩又转赠其弟曾国荃（沅甫）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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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英简介
仇英（1498-1552），名英，字实父，一作实甫，号十洲，又号十洲仙史，太仓（今江苏太仓）人，移家吴县(今江苏苏州)。约生于明弘治十一年左右（1498年）（注：也有人认为是1509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2年）。存世画迹有《赤壁图》、《玉洞仙源图》、《桃村草堂图》、《剑阁图》、《松溪论画图》等。
仇英是明代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与沈周、文征明和唐寅被后世并称为“明四家”、“吴门四家”，亦称“天门四杰”。沈、文、唐三家，不仅以画取胜，且佐以诗句题跋，就画格而言，唐、仇相接近，仇英在他的画上，一般只题名款。
仇英出身工匠，早年为漆工，兼为人彩绘栋宇，后从而业画。年轻时以善画结识了许多当代名家，为文征明、唐寅所器重，仇英的好友彭年记载:“十洲少既见赏于横翁(文征明)”,又拜周臣门下学画，并曾在著名鉴藏家项元汴、周六观家中见识了大量古代名作，临摹创作了大量精品。他的创作态度十分认真，一丝不苟，每幅画都是严谨周密、刻划入微。
1、吹箫引凤图
仇英的人物画虽精巧如生，但不失儒雅之气，为当时的雅、俗者所共赏。他擅长观察和体验生活，并准确地捕捉到生活中最生动、最能反映精神本质的细节。《吹箫引凤图》，描绘的是秦穆公之女弄玉在凤楼上吹箫引来凤凰的故事。他的线条在秀雅纤丽中透露出欢快和飘逸的气息，融人物、山水界画为一体，设色艳丽明快，体现出其高超的绘画技法。
2、玉洞仙源图
该图画面奇峰峻岭，苍松翠柏，琼楼水阁，溶洞流溪，云烟缥缈其间，山壑或隐或现。溪水潺流的溶洞前，一隐士临流盘膝，停琴静坐，侍童们忙着煮茶、端盘、陈设古玩，俨然人间仙境。这类隐逸题材作品十分多见，而仇英在幽美宁静的意境中表现了一种明快的情调、健康的意趣，在同类作品中颇具特色。
3、松溪论画图
从这幅设色山水可见，仇英深受南宋李唐工致一路画风的影响，又兼取刘松年精巧明丽的用笔、用色。仇英的山水构图跃出南宋马远“一角”和夏珪“半边”的构图程式，加大画中物象的景深，有北宋李成、郭熙全景式大山大水的布局特征，视野开阔清旷。
4、汉光武渡河图
这幅青绿山水人物画，取法南宋赵伯驹、赵伯骕等，弃前人青绿山水中的金粉之气，略得文人逸气，画风清丽娟秀，手法写实工整而不失灵动活泼。
相关评论
《枫江垂钓图轴》鉴赏
《枫江垂钓图》的整个画面，使观赏者感到似乎处在秋色溢人的境地，山光水色，充满秋意，真可谓“山色早辞夏，波光宜是秋”，展示了深秋辽阔的山川郊野的壮丽景色。远处的楼阁隐现于山间的丛林和流动的白云之中，增加了远景的活力和动感，中景处层峦叠嶂，山间云雾缭绕，悬崖上的栈道栉比，亭阁依稀，衬以苍松古柏，茂林红枫，显得气势雄伟。近景红枫映掩，溪水上一叶轻舟，身上一素色朝服的士大夫静坐垂钓，神情默然专注，右后方，放着一本翻动过的书，在舱内，一书童正为之理书备茶，整个画面显现出生活的情趣。画面高嶂巨壁、邱壑深远，笔墨健劲纯熟，设色古朴，采取传统的皴、擦、点、染相结合，使画幅气势雄阔，使观赏者如置身大自然之中，使人有心旷神怡之感。
这幅画可以代表仇英的山水画的典型风格。仇英作画善于驾驭层次丰富、结构复杂的画面，运用疏密和空白的穿插，主次分明，其用笔用墨可说是继承李唐、马远、夏珪一路，工细而见气势，这一点在此图中可以见到。但这幅画更多的是取法于南宋的赵伯驹，无怪董其昌称之为“赵伯驹后身”。
摘自刘刚《仇英的枫江垂钓图》，《文物天地》1989年第1期
仇英的绘画风格
在“吴门四家”中，仇英的绘画风格极富特色，也颇多样化。这与他曲折的生活经历和广泛的应酬交游活动有着一定的关系。由于仇英受自身文化修养的限制，他从不在画中题写诗文，大多只题写名款而已，甚至很少题写年款，因此给今人研究仇英的风格形成和发展带来一定的困难。
“吴门四家”中除仇英以外，皆系一代文人，惟仇英终生以职业画家身份活跃于画坛。但仇英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影响到他和士大夫名流的应酬，以及文人画家对他的推崇态度。中年以后，仇英画名渐盛，交游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尤其与文征明父子相交甚密。文征明的学生也大都和他有交往，他们经常以书画合璧式的形式进行创作。仇英与这些文人的交往，使他的作品在文人阶层得到颂扬，也使他受到了文征明等人的艺术思想和创作风格的影响。
仇英一生都在不断地汲取文人画家的审美情趣，但始终保持了他的个人风格，并开创了青绿山水的新典范。由于仇英广泛交际于文人墨客之间，所作的山水画大多与人物活动相结合，较多表现文人休闲生活的主题，诸如读书、弹琴、赏泉、论画等，与当时吴门派画家热衷表现的“别号图”和园林、轩亭等题材绘画所表达的主题相近。
仇英人物画的主要技法形式为工笔重彩法，其渊源唐宋，近受杜堇的影响。仇英的人物画、历史故事画和仁女画，有浓重的古典主义倾向，但处在商业经济滋长和文人画兴盛的社会条件下，他的创作出现了走向通俗化和文人化的双向衍变，从而造成他作品中蕴含着多重美学品味。
仇英在山水画领域同样取得骄人的成就。他的山水画最初师从周臣，取资南宋院体山水画风，形体坚实，笔墨劲健酣放，以水墨淡彩和小青绿为主。他的绘画多姿多彩，却未能形成一种鲜明的主体性风格范式，因此他的艺术对后世的影响，大不肖沈周、文征明。然而，仇英在不长的艺术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精美的作品，并在人物画、青绿山水画等领域，皆有超截止前贤、开拓新格的独诣之处，他的名字和画艺在绘画史上永耀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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