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古乐编吕钟

乐在儒家学说中，起着教化和陶冶双重功用的重要功课。《曾国藩嘉言钞》中有云：“古昔圣王修己治人之术，其精者全存乎乐”，然古乐中的内容后世失传甚多。浏阳的祭孔乐舞源远流长、久负盛名。据清同治《浏阳县志﹒祀典》载，道光九年（1830年），浏阳县知县杜金鉴聘邑人邱之稑（LU）教习，为今称“浏阳古乐”之始，延续至民国时期。

一、邱之稑与浏阳古乐

邱之稑（1781—1850），号谷士，清浏阳太平桥水围村人。父系坊间名儒，深谙音律。谷士自幼受其熏陶，习经史百家之余，亦爱古琴、古乐。虽出身乡儒，却厌弃功名，决心发扬古乐。道光九年（1829年），适逢浏阳知县杜金鉴俸上谕祀孔兴乐舞，于是聘请谷士为总教习，兴制古乐。

相传伏羲氏造琴瑟，神农氏改二十七弦为五弦，黄帝定黄钟为基本音律，周公采用金、石、丝、竹、匏、土、木、革八种质地乐器为八音，并作乐治礼，定型为周代的礼乐。战国时诸侯混战，礼崩乐坏，尤其自秦灭后，制器乐书多半佚失，仅孔子故里曲阜幸有流传。谷士曾专程赴曲阜孔陵实地考察，但发现匏音古乐器已失传，遂自种匏瓜，制出了匏埙（pao xun），补齐了八音之缺。

在演奏古乐最关键的律吕上，邱之稑根据汉司马迁《史记﹒律数篇》中的记载，创制管乐——凤萧。凤萧又名排箫，为诸乐之纲领。凤萧制不定，则律吕不明，诸器失度。凤萧制成后，谷士又辨证律、吕，将原十六管排箫丰富为二十四管，使律、吕管的旋宫转调能充分应和凤萧的音列，是以律明吕分明。

浏阳文庙“八佾乐生” 《长沙民间艺术》/图

谷士的贡献还在于他大胆创新，将过去所谓高尚的宫廷雅乐与民间俗乐巧妙的融合在一起。原清廷所颁乐谱，主要旋律不大符合音乐语言的进行规律，谷士就在保留原有骨干音的基础上，调整音调关系和强弱节奏，使原先的沉滞之音变得活跃动听，为古乐走进民间大众开了方便之门。

此外，谷士在古琴、瑟的演奏上也有极高造诣。琴、瑟为祀孔乐器中的“丝”属乐器，缺之不可。日本音乐家田边尚雄在民国26年出版的《中国音乐史》中云：“春秋以后乐器之制始定……但中国瑟已亡佚，仅立于筝相同之柱而出五生者也。其调弦法、奏法皆不知矣。”而当时，谷士却发展了两手双鼓演奏瑟的方法，这和“近于古制”的朝鲜李王家演奏瑟的方法如出一辙，而与田边尚雄所谓的“瑟已亡佚”言论不符。浏阳古乐中的瑟能恢复古制，与谷士的研究密不可分。

民国时期浏阳古乐演奏盛况  《长沙民间艺术》/图

此后，浏阳文庙祀孔的春秋二祭典礼上，便都按照谷士创制的古乐进行演奏。曾国藩在听过浏阳古乐后，都对其极重视，其年谱在“道光十七年”中有“公闻浏阳文庙用古乐，诣浏阳县，与其邑举人贺以南等咨考声音律吕之源流，留两月乃归”的记载。一时间，浏阳古乐声名大噪，盛况空前，在十九世纪中国典仪乐坛上独树一帜，与北方的曲阜构成“南浏北曲”的相互辉映之势。

二、湖南省博物馆藏浏阳古乐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为抢救浏阳古乐和古乐器，于1950年代初征集了一套完整的祭孔仿古乐器，为了更好的进行保护，于1954年入藏至湖南省博物馆至今。现存浏阳古乐文物除一部分为道光年间邱之稑所作外，也有不少是1954年补造的。其中竹质和木质乐器已丧失了美妙的音质，唯钟磬仍保存完好，下面择其一二作简略介绍：

1、乐器：依古乐八音，匏、土、革、木、石、金、丝、竹八种质地分，包括特磬、鎛钟、编钟、编磬、瑟、琴、篪（chi）、笛、箫、笙、匏（pao）、壎(xun)、应鼓、搏拊（bo,fu）、鼗（tao）鼓、敔（yu）等。

湖南省博物馆藏浏阳古乐西周鎛钟

其中，鎛钟为浏阳古乐中唯一一件以古文物编入的乐器，传为一樵夫自山中偶然挖得，邱之稑购得后，对照《宣和博古图》辨为周代鎛钟。鎛钟通高43厘米，上部为柱状甬，中空，有旋。钲部有枚36个，篆间，鼓部饰云雷纹。

湖南省博物馆藏浏阳古乐编吕钟“半大吕”、“应钟”

编钟、编磬为浏阳古乐乐器中数量最多者，有的一律或一吕多件，有的则成空缺。邱之稑最初制作的编钟编磬各为二十四件，即各十二律、吕，分为两翼，排列左右。左自倍甤宾至半姑洗止为律翼，右自倍应钟起至半钟吕止为吕翼。

2、舞具：包括有笏（hu）、麾旛、旌节、干、戚、翟、籥等。

3、服饰：包括有表演穿着的青布帽、蓝布服、青布鞋，装饰用的绣花神帐、布旗等。

4、其他：包括浏阳古乐祭祀版、木刻印版和录音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