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铜豆

湖南省博物馆馆藏陶澍家祠铜器——兼谈明清仿古青铜器的辨识

一、馆藏陶澍家祠铜器

（一）基本情况介绍

1957年，湖南省博物馆从株洲征集了一批陶澍家祠铜器。其中有铜豆、铜簠、铜爵、铜铏（器物自名）等器类，现分别介绍如下：

1.铜豆：有两种形制。

I型：子母口，有盖，圆形捉手，器腹如盘，盘底平而腹浅，粗柄，柄下有喇叭形高圈足。盖上饰一圈龟背纹，腹部及足上饰席纹。豆盘外腹上有铭文“笾”，圈足上有铭文“资江陶氏宗祠道光六年丙戌十一月戊寅朔兵部侍郎江苏巡抚赏戴花翎嗣孙澍敬製”。《尔雅》、《说文》训笾为竹豆。铜笾是仿竹笾而成，用以盛干果，干肉之器。

有两件，分别为通高26、口径16、足径14.3厘米，重3.3千克，足底边缘有铭文“五”(图一)； 通高26、口径15.8、足径13.9厘米、重3.5千克，足底边缘有铭文“二”(图二)。

Ⅱ型：豆盘较之A型深。绳索纹的捉手，柄束腰处有凸棱。纹饰从盖顶至圈足分为七组:第一组波曲纹间图案化的兽面纹；第二组重环回纹；第三组如意纹间几何纹，其间有一铭文“豆”字，第四组重环回纹；第五组波曲纹间图案化的兽面纹；第六组即凸棱上饰几何纹；第七组波曲纹间似“吉”字符号纹饰。近圈足处有长方形的铭文区，铭文内容及位与A型相同。

有两件。分别通高28.2、口径10.9、足径16厘米，4.2千克，足底边缘有数字“五”（图三）；通高28.4、口径15.6、足径16.2厘米，3.9千克，足底边缘有数字“二”（图四）

2.铜簠  

高8、长27.6、宽22.1、长27.6厘米、重3.95千克。(图五)长方形斗状，敞口，斜壁，缺盖。双龙鋬耳，足底呈波曲状，内底边饰水波纹，地纹为云雷纹。器身每面饰一组夔龙纹，底纹为云雷纹。斜壁上有铭文，内容与铜豆铭文相同。

3.铜爵

通高22、口长15.5厘米，重844千克。（图六）有流，一端上翘，乳丁立柱，柱较细，垂鼓腹，圜底，三尖撇足。龙形鋬，腹部饰一圈雷纹，一端近流口位置有铭文，圆饼状装饰上有铭文“爵”，长方形块状装饰上有铭文，内容、位置与铜豆相同。

4.铜铏

高17.9、口径15.2厘米，重3.3千克。（图七）子母口，缺盖，龙形鋬耳，三扁形足，平底，深鼓腹。腹部饰雷纹和龟背纹[1]，足上饰如意纹。近口沿处有铭文，与铜豆内容、位置相同。近口沿处有铭文“铏”。

5.铜簋  

高15.9、口径21.7×16.1、足径20×15.6厘米，4.35千克（图八）。子母口，缺盖。龙形鋬耳，束腰，圈足。腹部以弦纹带分为两组纹饰，一组为连续的回纹，一组为葫芦形纹饰加两组三角形纹。腰上饰一圈回纹，圈足上是一圈圆圈纹带和桃心形同心圆纹。腹部一面有铭文，内容和位置同上。

（二）铜器主人及其生平

从以上铜器的铭文 “资江陶氏宗祠道光六年丙戌十一月戊寅朔兵部侍郎江苏巡抚赏戴花翎嗣孙澍敬製”，可以得知是其主人陶澍为宗祠所铸祭祀铜器。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组铜豆的足边沿上有数字。这或是仿造商周铜器的列鼎制度，成套使用。抑或是对铜器的编号，以防丢失。

陶澍(1779—1839)，湖南安化人。字子霖，原名含雨，号云汀，又号髯樵，别号桃花渔叟，印心石屋主人。幼年家道中落，生活贫困，近亲皆为劳动者。其名含雨，就是父母希望他长大成人，为民造福，润泽苍生。少年聪慧异常，有“江南第一才子”之称。嘉庆七年（1802年）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后升御史。接着任江西道监察御史、户部给事中、吏部掌印给事中、四川兵备道、山西按察使、安徽布政使和巡抚。道光五年(1825年)任江苏巡抚，十年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署两江总督，并兼管两淮盐政，成为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东南半壁的封疆重臣。其著文赋诗，造诣不浅，书画兼长，为后代留下了不少佳作。著有《印心石屋文集》、《奏议》、《陶桓公年谱》、《陶渊明集辑注》、《靖节年谱》、《蜀车酋日记》等。1839年6月，病逝于南京，卒谥文毅。

陶澍为官20多年，有爱国爱民之心，他深入民间，微服私访，在除恶安民、抗灾救灾、兴修水利、整顿财政、治理漕运、倡办海运、革新盐政、整治治安、兴办教育和培养人才上做出了较大贡献。在他工作过的地方，民间流传着不少陶澍为官清正、微服私访的故事，《陶澍私访南京》作为淮剧的传统保留剧目，常演不衰，观众百看不厌。清代两江总督林则徐曾作一联挽陶公，对陶澍有这样的评价：大度领江淮，宠辱胥忘，美谥终凭公论定；前型重山斗，步趋靡及，遗章惭负替人期。

他也是湖湘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者。陶澍一生，官运亨通，直达天子脚下，湖南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至高地位，与他紧密关联。由于他的影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一大批有胆识、有才华的地主阶级代表在晚清的中华大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荡的“中兴”之举。随之开洋务，学西方，“自强求富”，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他的政治经济改革与文化思想，直接影响到林则徐与魏源，对后来的谭嗣同、黄兴、毛泽东等，亦有比较深远的影响。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有陶澍所用两枚印章：清双狮钮“绥疆赐祜”水晶印和清狮钮“印心石屋”水晶印。道光十五年（1835年）十一月底，道光皇帝在乾清宫第十四次召见陶澍，君臣亲切话对，并亲笔为其幼年读书的“印心石屋”题匾。这是对“江南第一才子”的莫大奖赏，是年十二月八日将御书“印心石屋”刻于狮钮水晶印上。陶澍终生自引为旷世之荣，故而陶澍以“印心石屋主人”为荣。道光十七年（1837年），皇帝为褒奖陶澍的政绩，又特赐“绥疆赐祜”四字，陶澍又将“绥疆赐祜”四字刻于双狮钮水晶印上，以作子孙永保。

馆藏还有陶澍的行书诗轴和楷书七言联等。其中行书诗轴联云：“行不尚同居品贵，言皆足据用功深。”上款“柘农六弟亲家证可”，下款“云汀陶澍”。另有白毫大毛笔一支，通长31.9、柄长17.6厘米。红木圆柱杆，毛笔麻白色，似未书写过。上有“御赐印心石屋制，无不利，直以大，香泉谨题”。陶澍宗颜、柳，多得雄直之气。用笔苍劲，风格端整，骨力雄厚，以刚健胜。从这些文物也可以看出陶澍一生光明磊落、刚正清廉的性格。

依据这批铜器上的铭文，可知其制器年代是在1826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正好与史料记载，陶澍在道光五年(1825年)任江苏巡抚，十年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署两江总督相印证。

二  仿古青铜器的辨识

（一）产生背景

以上介绍的这批陶澍家祠祭祀铜器，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器形上都是仿制商周时期的同类器物，甚至在纹饰上也有商周时期的韵味，故这类青铜器又称为仿古青铜器。

仿造先秦青铜器的历史大约可以追溯至宋代，当时金石学兴起，公私以收藏商周青铜器为乐事，宫廷曾据内府所藏商周青铜礼乐器大量仿制，以为郊庙之用。宋代王黼奉宋徽宗之命于宣和年间(1119—1125年)编纂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宣和博古图》，其中著录了宋代皇室所藏自商至唐的青铜器精华。此书图文并茂，分18类，每类皆有总说，收器凡839件，对后世青铜器的造型艺术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政和年间，宋徽宗酷喜古物，常命良工仿制新得之古器，故所制尤多。

南宋之后，铜器常被销毁铸币，宋代仿制古器传至今日者为数较少。但宋代仿古之风延续至元明清时代。元代时诏修诸路府州邑县之庙宇以供春秋祭祀，成宗时为此设置了出蜡局，以仿制古器物。明代的仿造量规模甚大，流传于世者亦较多。明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因见郊坛宗庙及内廷所陈设鼎彝均非古制，遂生复古之心，在宣德三年敕谕工部仿照宋人《考古图》、《博古图》诸书所记商周青铜器器形，铸造仿古铜器。当时所铸仿古铜器达3300余件。这些仿古铜器除部分归宫廷留用外，还奉敕分与诸王府，因而得以流传至各地。

作为满族贵族建立的清王朝，从入主中原至清中晚期，经历了一个从生活方式、语言文字、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全方位吸收汉文化的过程。清王朝建立后，面对汉族高度发达的封建文化，清廷逐渐认识到，武力征服只能奏效于一时，人心归附才能有益于长久。以康熙帝独尊理学为标志，清廷确立了“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雍正帝为摆脱帝位合法性危机的阴影，也从中国传统的思想武库中找出“天人感应”的武器，并利用佛教、道教，力图将政权和神权结合起来，对儒、释、道三家采取并行不悖、各取所需的政策。乾隆时期，疆域一统，海宇又安，经济发展，清王朝处于全盛时期。乾隆帝大力提倡文治，“帝王敷治，文教是先”。乾隆年间仿《宣和博古图》编纂宫廷收藏古器1436件，为《西清古鉴》四十卷，复出《西清续鉴》二卷，后又出《宁寿鉴古》十六卷，这三部书对于推动宫廷和达官显贵的青铜器收藏起了很大作用。

然而，这类青铜器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无论在用途上，还是性质上都截然不同。商周时期，青铜器是贵族世家的标志，贵族为了弘扬祖德、刻纪功烈，铸造铜器并记录在铭文中。礼器使用的多寡，更是体现贵族等级制度上下尊卑的象征。到了宋元明清，铜器已失去了这些意义，它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器皿，或是人们手中赏玩的艺术品。

（二）明清仿古青铜器特征

明清时期仿古青铜器主要分为：一是实用器，如香炉、鼎、瓶、壶、龟、鹤、羊、鹿等，主要用于生活、祭祀及各种仪式中。这部分铜器在造型方面与原器相似，具有商周青铜器的风格，在装饰上，没有严格仿造商周青铜器的纹饰，而是使用了龙纹、卷云纹、浪花纹、花卉纹、变形兽面纹、变形夔纹、回纹等纹饰。有些器物上的兽面纹，已不是兽面纹，倒像是蝙蝠；另一类是礼器，如青铜器中的斝、簋、爵、觚、鼎、壶。这批铜器或供皇家宫廷祭祀所用，或为地方性的孔庙府学供器，或为寺庙供器、家庙祠堂祭祀供器（包括受到皇家重用的宠臣所得赏赐品）；再有一类就是鉴赏品或珍玩品，其陈设与实用功能兼备，供文人赏玩或陈列。通过仔细观察比较，我们可以从形制、纹饰、铭文、铸造工艺等方面，总结这类仿古青铜器的特征：
1.形制特征：铜器的器形是最具时代特征的。明清宫廷铸造仿古铜器，外形有商周铜器部分特征，但往往对局部加以多方面改造。如清仿铜鼎（图九，18039），兽面纹作蝴蝶状，扉棱代替了兽面纹的鼻子，但扉棱只是简单的方框，在足上也加饰了这种扉棱。又如馆藏陶澍家祠铜器中，一件自名为铜铏。《仪礼·公食大夫礼》“宰夫设铏四于豆西东上”，《仪礼》：“肉菜羹，祭铏尝之，告旨。”铏，两耳三足，有盖，常用于祭祀。郑玄注《特牲馈食礼》谓肉味之有菜和者，注《公食大夫礼》又说是“菜和羹之器”，它既是这种肉羹之名，也是盛放这种肉羹的器名。《周礼·秋官·掌客》记载，“诸侯之礼”为上公、侯伯、子男皆用“鼎、簋十有二”。郑玄彼注更曰：（牵牲以往）不杀，则无铏、鼎。明指铏与鼎即鼎十有二中的羞鼎三与牢鼎九，细审三礼及郑注，凡陈馔处有正鼎羞鼎相配的，郑玄即把羞鼎称为配鼎，单独出现的羞鼎则称之为铏，而有时也将与正鼎相陪的羞鼎称为铏[2]。即铏为先秦鼎制中的羞鼎、陪鼎。陶澍家祠这件形制虽似商周的铜鼎，而三足为扁足，纹饰为雷纹、龟背纹和如意纹，实际可能用做香炉。

2.纹饰特征：仿制品在形制与气韵上多与原器有差异。这是因为既是仿造，不像作伪，故不必追求逼真，往往是只求形似，而不严格遵从古制，甚至还有所变化，体现种种时代风格。明代宫廷仿制品因多据宋人著录书铸造图样，宋人所绘本就有不严格处，故明代仿制品即更走形，其中有的虽与商周真器外形相近，但纹饰变形却十分严重。如：明仿春秋铜镈（图十，18038），上有铭文“万历甲辰仲秋上丁之吉，乐师潘中孚按律重修”、“杭州府学”、“文庙乐器大昌”等。凸棱线组成的梯形区域内，环钮外为镂刻树枝状纹饰。镈底内尚留有未打磨去的铜块。铣口也呈圆形，而不是商周铜镈的合瓦形。潘中孚，明代婺源（今江西婺源）人。能世父艺，尤工绘事，著有《明画补遗》。铭文所记万历甲辰仲秋上丁之吉：万历甲辰为1604年，仲秋为农历八月，上丁为初五，即1604年农历八月初五。又如清仿西周铜簋（图十一），三角纹饰内饰如意纹，显然并非西周风格。口颈下夔纹口、身皆臆作，底纹呆板无变化。

清仿商周铜鼎

明仿春秋铜镈

清仿西周铜簋

3.铭文特征：仿古青铜器常铸有铭文表明是仿制品，宫廷所仿多铸有本朝年款。例如宣德年间工部奉敕仿制之商周青铜器多铸有篆文书写的“宣德”二字。这里需要指出所谓宣德炉，即明宣宗宣德年间按照宣宗御旨为郊坛太庙所铸之供炉，当时同铸的还有大量的仿照宋《宣和博古图》诸书著录的器物，以及仿柴、汝、官、哥、钧、定名窑的瓷器式样铸造出的铜制鼎彝诸器。宣德炉制作极精美考究。现在各地文物单位和私人收藏的宣德炉数量都不少，但这些宣德炉很难确定为真品。这是因为自明代宣德以后，历经清代，下迄民国，曾大量制作了仿制品，赝品的数量大，与宣德炉的性质从初期的供炉而逐步变成文人雅士的鉴赏品、珍玩品有关。宣德炉在明代时，伪作数量已经很多，真品很难见到。目前所见宣德炉，造型上有三足者，也有圈足者，炉耳样式也较多，有朝天耳、凤耳等等。有认为从宣德炉外观颜色上最易辨别真伪，认为越是伪品颜色越美，甚至有的炉腹中间还饰一道鎏金花纹；有认为从字体上辨认，宣德炉上的铭文，一般是“大明宣德年制”，也有无“大明”二字的，有的还加写“珍玩”二字。大体说，明代仿字体较硬，以后的仿品字体较软。字体与官窑瓷器上的字体相仿，即楷书，德字中间少一横。

历代地方官吏仿制品除注明年款外，还注明官称姓名等。如明代“长沙学府”铜豆（图十二，29699）柄上有铭文：长沙学府，崇祯癸酉岁广东领东道三省监军恭政云蒸捐天平宴金置。“洪氏祠堂”铜豆（图十三，29697），柄上有铭文：洪氏祠堂，崇祯癸酉岁广东分守道三省监军恭政嗣孙云蒸捐天平宴金置。从这两件器物铭文内容来看，也是宗祠祭祀用铜器。崇祯癸酉岁为崇祯六年（1633年），做器者为洪云蒸，字化卿，号紫云，攸县漕泊人，明万历进士。任广州知府期间，整顿税收，平义粮仓，清理积案，严惩贪官，使社会秩序好转，人心安定，显示出他的治理才能，也体现了他“致良知”、“知行合一”的主张。因其政绩显赫，提升为两广都察史。朝廷赐给太平宴、赤白金。他用此款购祭器三套，分存长沙文庙、攸县文庙、漕泊洪氏家庙。

4.铸造特征：虽在形制上仿造商周，神韵上相差很远，器表粗糙，且有修复痕迹，是反复使用。如清仿西周铜爵（图十四，18183），铭文为“乾隆三年仲冬吉旦製”，黄铜质，船型椭圆状流，蘑菇状柱，柱似附耳状，且非商周时与器身一体铸造，龙形鋬耳的龙也似粗略勾勒，腹部饰三排连续雷纹，纹饰过于规整，足尖外撇似八字形，流口边缘似修补反复使用痕迹。虽亦有用早期青铜器之大致形象，但无论是扁足、扉棱造型，还是纹饰、铭文，皆非周初之制，而尤以纹饰更显随意性。

长沙学府”铜豆

“洪氏祠堂”铜豆

清仿西周铜爵

清仿西周铜爵铭文

综观之，历代仿古铜器最重要的共性即多只是大体取商周铜器之外形，但在局部，如部分结构与纹饰，特别是纹饰方面，多有随意变形。因此即使未有铭文标明为仿制品，只要对商周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之时代特征有一定的了解，仿制品与商周真器不合之处便不难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