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窑褐斑贴花舞蹈人物瓷壶

唐代（公元618—907年） 

1973年衡阳市司前街水井出土   

高16.4 口径5.8厘米

水器。壶上有双系，又有鋬（pàn）流，说明既可作执壶，又可系绳携带。模印贴花是长沙窑釉彩之外的另一重要装饰特征，这件贴花壶是其中精美者。壶小口卷唇，鼓腹。肩部两侧各有一双轮系，前有多棱短流，后有一双轮执鋬（pàn）。两系及流下分别饰以三块模印贴花，流下为一女子袒胸披纱，扭动身体，站在蒲团上婆娑起舞，左为方形塔建筑，右一立狮。

该壶的三个贴花中，中间舞蹈人物处于中心地位。这种舞蹈图在中国传统的“长袖折腰”舞明显不同。舞蹈人物丰腴长颈，胳膊袒露，下着紧身短裤，上挂披巾，轻柔透明，纹褶飘逸流动，站在蒲团上，扭动身躯，婆娑起舞。首先衣着过于开放，图案人物袒胸露肩，舞蹈表达的方式迥然不同，它是直接通过人体的曲线和肌肉的不断变化给人以美感。这种舞被称为“胡腾舞”或“胡旋舞”。隋唐时由西域传入内地，后几乎遍及中国。其舞姿粗犷，要在铺设的小地毯上旋转、踏跳、腾跃。唐诗中对这种舞蹈也有描述，“左转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白居易《胡旋女》），“回裾转袖若飞雪，左铤右铤生旋风”（岑参《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鋋（chán ）歌》）。长沙窑贴花壶上的舞蹈人物在唐诗中也得到极好的印证。据说，安禄山尽管体态极肥胖，但在宫廷中能自称“小儿”，跳胡腾舞“乃疾如风”，深得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欢心。这件贴花壶也是中亚文化融入中土的见证。

中国古代金银主要用于首饰，而西亚广泛用于饮食器皿，唐朝随着中西交往的频繁，萨珊波斯金银器大量传入中国，西域金银器上的锤鍱、压印和掐丝工艺不仅影响唐代的金银制作业，同时也影响到陶瓷业，唐三彩对最早采用贴花工艺。长沙窑瓷上的模印贴花、印花工艺也是从金银器的锤鍱和压印移植过来，并成为长沙窑的装饰特色，常出现于三个部位：一是贴于喇叭口壶的流下部，佛教题材较多，有飞鸟、奔龙、一朵花卉、童子坐莲等，二是洗、罐等的系耳，以模印而制。三是壶、罐的腹部，这种类型最为常见，往往在流、双系下饰三处贴花，题材多取于西亚、西南亚地区，有坐狮、人物、植物等，贴花纹处除施青釉外，还多涂一层褐斑，使其更为醒目。人物多为胡人，或吹奏，或持兵器，或舞蹈，一人一模，植物也是西亚南亚常见的菩提树、桫椤树、椰枣纹等，中心或书有作坊主姓氏，这种类型的纹饰具有浓郁的域外文化因素，被认为是为外销而烧制的，国外发现的长沙窑瓷壶，多饰模印贴花也证明了这一点。贴花部分多涂褐斑，使饰纹更为醒目，有学者也提出是受唐代银器鎏（liú ）金的影响。唐西域风格的银器常在纹饰部分鎏金，即史书所载的“金花银器”，从陕西何家村出土金银器即可看出，以使纹饰更为醒目。长沙窑瓷贴花上涂褐斑当是同一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