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1855年间曾国藩办团练时手录阵法图

一、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 (1811—1872)    原名子诚，派名传豫，字伯涵，号涤生。清湘乡县 (今双峰)人。道光十八年（1838）赐同进士。历任翰林院学士、兵部侍郎等职。曾两次上疏，为清廷出“教诲、甄别、保举、超擢”之策，为朝延赏识。咸丰二年（1852）丁母忧回籍，组建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咸丰十年（1860）授两江总督，同治三年（1864）攻破天京，加太子太保，封一等毅勇侯。旋奉命率部与捻军作战。倡办洋务，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同治六年（1867）授武英殿大学士。次年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奉命查办天津教案，后回调两江总督。病死任所。其家书、日记，人颇称道，有《曾文正公全集》传世。

二、曾国藩创建湘军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署史部左侍郎。是年四月，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忽报母丧，告假回家守孝。其时，太平军从广西进军湖南，围长沙，克武昌，轻取沿江州县，江南大震，清廷深感绿营和八旗兵已不足用，便饬令各省举办团练，以助“攻剿”。1853 年1 月21 日，因母丧回湖南湘乡守制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奉命督办湖南团练，以抗拒太平军。他认为团练不足恃，决定组建一种新的军队，“别树一帜，改弦更张”。创办以“忠义之气为主”的“湘军”。曾国藩的计划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委明干官绅选募本省有身家来历、艺高胆大之勇一二干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的想法不谋而合。曾国藩一到长沙，张亮基即给予大力支持，并将罗泽南所率的湘勇、江忠源所率的楚勇，以及浏勇、辰勇、宝勇、沪溪勇等各地团练调集长沙，改为官勇，由巡抚和团练大臣指挥，关发粮饱，统称“大团”。然后，曾国藩上奏咸丰皇帝曰：“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表达他将训练官勇别树一军的愿望。在得到咸丰皇帝令其“悉心办理，以资防剿”的朱批以后，曾国藩开始对省城的官勇进行“束伍练技”。

湘军大体上仿照明朝戚继光的营制，利用封建宗法关系作为维系湘勇的链条，曾国藩网罗了罗泽南、彭玉麟等一批程朱理学信徒，以知识分子为营官，以同乡、同学、亲友为骨干将领，士兵由营官招募。每营编营官一、哨官四、勇丁五百人，另配长夫一百八十人，合计每营六百八十五人。每哨设八队，火器队与刀矛队各半。火器主要有抬枪、鸟枪。全营有劈山炮队二，直隶于营官。每营士兵只服人营官一人，整个湘勇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形成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湘军将办团与办练分开，着重练勇。曾国藩驻扎衡州，造战船，劝捐助饷，对于湘军进行严格训练。湘军水师筹组的时间略晚于陆师。1853年秋天，编练水师的计划得到了咸丰帝的批准，湘军规模改为编练水陆各5000人。咸丰四年（1854），湘勇练成水陆两军17000多人，成为镇压太平军、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支柱。

针对绿营兵的流弊，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一是薪饷较高，并专配长夫，自带帐篷，以利于加强训练和作战。湘军兵将薪饷普遍高于绿营。如陆师正勇（其兵丁分亲兵、护勇、正勇、伙勇等）每月发饷四两二钱，较之绿营各种兵多一至四倍；营官月薪五十两，另办公费一百五十两。待遇既优，各勇除自用外，还可养家，于是视当兵为正当职业，将领也不致随意克扣兵饷，从而减少了官兵矛盾。曾国藩声称：“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第47页。）

二是实行募兵制，采用自上而下的办法，首先选定统领，然后由统领挑选营官，由营官挑选哨弁，由哨弁挑选什长，由什长挑选勇丁，以便相互熟悉和层层控制。勇丁挑选的对象主要是年青力壮的农民。应募者须有人具保，并编造清册，填写籍贯、住址和父母、兄弟、妻子姓名。它实际上是把“连坐法”应用于对军队的统治。这样，在伍时可以防止勇丁逃亡，解散时可以各有所归。此外，曾国藩所选将领除所谓“诚朴”的读书人外，还从绿营中挑选少数精于武艺的将弁为营官，以便训练水陆兵丁，教会他们掌握技艺和阵法。曾国藩还强调“严刑峻法”，并建立严密的稽查制度，以申军纪，同时，向兵士灌输“忠勇奋发”、“尽忠报效”、绝对服从官长等思想。至1854 年初，曾国藩已练成湘军陆师十五营、水师十营（拥有战船二百四十只、坐船二百三十只），官弁、勇丁、长夫等共一万七千余人。这支军队实际上是只听命于曾国藩的私人武装，它开创了近代军阀拥兵自重的先例，表明清王朝已经衰朽到难以维护其统一军权的地步。（引自《中国近代史》第二章第六节第86页）

曾国藩治下的湘军，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他的“多条理、少大言”，“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之说，被梁启超誉为“历百干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因此，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湘军确实不同于骄惰的绿营和庸懦的团练，而显得十分的凶顽强悍，最终获取了攻占天京的胜利。

刘蓉（1816年—1873年）字孟容，号霞仙，清代湖南省湘县人，是桐城派古文家，他做过曾国藩的幕客，与郭嵩焘、罗泽南有往来。咸丰五年（1855年）翼王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百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由刘蓉等人力劝乃止。为人勤奋好学，写了不少古文、诗词，“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国家为？”就是出自于其散文《习惯说》的名句，选录自《养晦堂诗文集》。曾国藩评“吾友刘君孟容，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养晦堂记》）。著有《思辨录疑义》、《养晦堂诗文集》等书。

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清湘乡县(今属双峰县)人。曾国藩长子。同治九年（1870）由二品荫生补户部员外郎。光绪三年(1877)袭侯爵。次年出任驻英、法大臣，补太常寺少卿。任驻俄大使期间改签《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地区。中法战争爆发后与法人抗辩，并疏陈备御六策。回国后助李鸿章建立北洋海军。晋兵部侍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十三年（1887）著《中国先睡后醒论》，主张强兵优于富国。卒于任内。著有《曾惠敏公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