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象牙雕刻毛主席在八届党代会上的发言

中共八大《开幕词》分析

中共八大正式召开之前，党曾在多方面为大会的顺利召开做了准备。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原则，从思想上、理论上为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同年8月30日至9月12日，在北京举行了八大预备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指出八大召开的目的和宗旨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026人，候补代表107人，代表全国1073万名党员。5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列席大会。

中共八大会址 北京全国政协礼堂

大会之始，毛泽东致了《开幕词》。《开幕词》全文2500余字，主要是对中共七大以来中国所面对的国内外形势、中国社会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进行总结，并提出了此次大会的任务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一、对国内形势总结

1、两个革命的胜利

《开幕词》提到：在七次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

毛泽东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个步骤：第一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二步，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基础上，使革命向前发展，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学说。从中共七大到中共八大的十一年里，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两个历史性的转变，这些革命实践充分证明了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证明了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

2、统一战线的推进

《开幕词》提到：就国内的条件来说，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在我们的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作。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

这一段主要强调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统一战线就其广义而言，是指不同社会政治力量在一定条件下，为了一定的共同目标而建立的政治联盟或联合；就其狭义而言，是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战略策略，主要是无产阶级自身团结和同盟军问题。中国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要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原则，建立包括两个联盟在内的占全民族人口绝大多数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广大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者的联盟，即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一个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同一切可以联合的非劳动者的联盟，这是建立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更广泛的联盟。

中共七大以后，在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下，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951年10月，西藏和平解放，中国大陆实现统一；1952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彻底消灭；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许多生产指标在之后的两三年超额完成，推动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初步发展，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一步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构建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体系；1956年底，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历史证明，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获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二、国际形势总结

《开幕词》提到：在国际范围内，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现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是更加有利了。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战争、不要和平的，仅仅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发财的垄断资本集团。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不断努力，国际的局势已经趋向和缓。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我们必须使帝国主义的制造紧张局势和准备战争的阴谋彻底破产。

这一段主要是对二战后的国际形势、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进行阐述。

1、二战后的国际形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日益加剧的冷战对峙局势，严重威胁着亚非国家的独立与安全。许多亚非民族主义国家从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出发，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执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拒绝参加侵略性军事集团，反对在自己国家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认识到，为维护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并要求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

2、建国初期的外交策略

面对这样的局势，新中国一成立就积极同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致力于和平民主的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赴苏访问，同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先后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和越南10个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4月至1951年5月，又同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巴基斯坦4个亚洲民族独立国家，以及瑞典、丹麦、芬兰和瑞士4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打破了美国的遏制和外交孤立政策。1950年至1952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进驻朝鲜，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此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有力地推动了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1953年12月，周恩来在与印度就两国间存在的问题进行谈判时，首次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次年访问印度和缅甸时，同上述两国正式倡议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召开，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出席会议，参加讨论了朝鲜、越南、印度支那等重大国际问题。会议期间，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际力量，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斡旋，为会议达成协议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次会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和平，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北部的解放，增强了中国南部边境地区的安全，使亚洲局势和国际局势进一步缓和。1955年4月，亚非29国政府首脑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在会上鲜明提出“求同存异”方针，呼吁各国撇开分歧，为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利益而加强团结合作，受到与会各国赞同，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吸收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并在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打开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广泛交往的大门，促进了亚非各国之间团结合作的发展。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

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言

3、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

此段还提到了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问题。苏伊士运河位于西奈半岛西侧，联结欧、亚、非三块大陆，沟通地中海与红海，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是从欧洲进入印度洋的最便捷航线，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军事意义。长期以来，苏伊士运河的经营权一直掌握在运河公司手中，英法两国占有公司绝大多数股份，埃及在运河公司中只拥有5%的股份。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颁布关于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法令，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8月2日，美国、英国和法国经过紧急会谈后发表公报，主张运河国际化，反对埃及将其收归国有的决定。16日，由上述三国倡议召开的22国国际会议在伦敦召开，埃及拒绝与会，会议未达成协议。9月19日，埃及正式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管辖权。眼见外交途径无法令埃及屈服，英法等国又从经济政治方面对埃及进行打压，并连同以色列对埃及进行军事侵略，纳赛尔政府均未妥协。

新中国自建国起就非常重视与西亚、北非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1955年4月，在亚非会议前夕和会议期间，周总理与埃及总统纳赛尔相继在缅甸仰光和印尼万隆举行会晤。双方达成原则协议，决定先从双边贸易开始，互派商务机构，逐步实现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5月，埃及宗教基金部长巴库里正式访华，中方给予热情友好的接待。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他时指出，中国政府支持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的正义斗争，并强调两国加强合作，尤其是在经贸、文化领域的合作。8月，埃及工商部长努赛尔访华，与中方签订了贸易协定及议定书，明确规定双方互设官方性质的商务代表处，实际上享有高于领事待遇的外交特权。1956年1月，中国驻埃及商务代表处正式成立。2月，埃及驻华商务代表处也在北京成立。3月，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应邀访埃，会见了纳赛尔总统并转交了周总理的信件。1956年5月30日，中埃两国政府发表建交联合公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随后，中国任命陈家康担任驻埃及首任大使，7月，陈家康到任。9月17日，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向毛泽东递交国书，中埃两国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这一问题上，毛泽东主席于1956年9月17日撰写了《中国人民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一文，态度鲜明地指出了中国坚定站在阿拉伯世界这一边，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中国政府多次在国际社会中发表声明谴责英、法、以的侵略行径，声援埃及人民，并赠送2000万瑞士法郎和大批物资给埃及。中国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予以埃及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又一次彰显了爱好和平的大国风范。

三、发展方向

毛主席在八大开幕词中不仅对中国所面对的国内外形势作出了总结，还对之后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在国内，要继续加强党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国际，要积极同爱好和平的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关系，要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道路。这两点在上文均已提及，除此之外，毛主席还提到了两点。

第一，要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

开幕词提到：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

在这一段中，毛主席列举了当时党内出现的一些不良思想和作风，并提出了要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毛主席提到，我们应继承并推进1942年整风运动以来，我党在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即：要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深入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

第二，要向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

开幕词提到：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

在这一段中，毛主席提出了中国要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就必须向世界各国特别是苏联学习。这一论述与中国当时的国情是相吻合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此，中共八大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大会在总结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肯定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为补充，这在理论上继承并突破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尝试。

中共八大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致辞后，刘少奇作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会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相继作了重要发言。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大会肯定了党中央从“七大”以来的路线是正确的，宣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同时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的重大战略决策。八大制定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的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这次会议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站在比较高的历史起点上，取得了初步成果，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谢静/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