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博學多識 筆耕不辍
在中國書法史上，何紹基屬于那類具有豐厚文化底蘊的書家，學識淵博，詩文俱佳。晚清學者林昌彜(1803—?年)在《何紹基小傳》中嘗稱：“師内行出于天性，處家庭間，恂恂孝友，于學無所不窺，博涉辭書。于六經、子、史，皆有著述，尤精小學，旁及碑版文字，凡曆朝掌故，無不了然于心。” 他對古文有極深的研究，尤其是他的詩，堪稱一絕，有晚清“宋詩派”代表人物之譽。《清史稿》稱他“詩類黃庭堅”，其實除黃庭堅外，他在詩的取法上更多的還是蘇東坡。在他的詩作中，不僅有多首表達了其對蘇轼的欽佩之情，而且有時作詩喜好步蘇詩之韻。他的詩整體看來有自己的風格，其詩作正如其自己所說的那樣：“一切豪誕語、牢騷語、绮豔語、疵貶語，皆所不喜，亦不敢也。”從而，也使他的詩作始終保持着“溫柔敦厚”的特色，即使看到了當時社會的陰暗面，對生民的疾苦多有同情，但在他的詩文中是不會出現那種對社會和現實富有批判力的詞句的。有人将其歸納為：“平淡自然，意在自我；不名一體，富于變化；詞采壯麗，氣勢雄偉。”其著作有《東洲草堂詩鈔》等。他所作文章，“文筆靈活，富于變化，語言質樸，明白曉暢。《使蜀奏稿》或叙或論，或分條陳述，或一氣呵成，均剀切詳明，令人折服。《湯母楊太淑人吟钗圖記》側重議論，說理透徹，語言明快，具有一種咄咄逼人的氣勢。《仲弟子毅哀辭》側重抒情，一氣呵成，音節短促，震人心弦，催人淚下”。他所作文章也已為當世人所重，惜為其書名所掩。楹聯以數千計，且句無雷同，而且語句絕妙，是其詩文才學的顯現。其一生著作在經史方面有《惜道味齋經說》八卷、《史漢地理合證》若幹卷、及與丁晏合撰的《山陽縣志》二十一卷等。在文字學方面的著述有《說文段注駁正》、《說文聲讀表》、《說文聲訂》等。其他還有《何蝯叟日記》、《東洲草堂文鈔》、《東洲草堂詩集》、《玄女室雜記》、《春陵倦憶錄》等。因為學識淵博，再加上聰穎過人，故其字亦如其人一樣，内涵極為豐富，久觀益美。
《東洲草堂詩鈔》二十七卷（同治本）
筆耕不辍，是何紹基在書法藝術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他曾在《跋張黑女墓志拓本》中題道：“餘自得此碑（1825年），旋觀海于登州，既而旋楚，次年丙戌（1826年）入都，丁亥（1827年）遊汴，複入都旋楚，戊子（1828年）冬複入都，往返二萬餘裡，是本無日不在箧中也。船窗行店，寂坐欣賞，所獲多矣”。這不僅表明了他對《張黑女墓志碑》的鐘愛，同時也證明了他在學習上的勤奮。而他苦練書法，自少至老，不分寒暑，日課不辍。在給其姻親李仲雲的信中寫道：“從未臨《道因碑》，冬間忽發此興，每日晨起臨十紙，得百八十字，汗流肱背，真消寒妙法也！”⑽在《何紹基種竹日記》（記叙着從道光二十七年六月至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間，即1847年6月—1848年12月，每天所經曆或所做的主要事情）中，有關刻苦勤奮練字的記叙随處可見，如“午間寫大字”、“午後寫大字多”。就是在酷熱的六、七月份，隻要有時間，他都堅持，從未間斷。如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份：“廿七日，早出門拜客。歸，竟日熱，寫大字汗透。”“廿九日，早起，順路拜客，到館。巳正出，由廠肆歸。熱甚，寫大字不能多。”⑾等等。由此可見其在書法方面用功之深和勤奮的程度。直至晚年，他都始終保持着這種勤奮的精神。何維樸在其祖父臨《衡方碑》後跋道：“鹹豐戊午（1858年），先大父年六十，在濟南樂源書院，始專習八分書。東京諸碑，次第臨寫，自立課程。庚申（1860年）歸湘，主講城南，隸課仍無間斷，而于《禮器》、《張遷》兩碑用功尤深，各臨百通。此衡方碑書于壬戌（1862年）十二月，乃臨張遷百通後所臨者，未及數本，次年正月即作嶺南之遊，七月始歸，嗣後筋力漸衰，從遊諸生日益衆，校藝不遑，隸課亦因之少綴矣。”
何紹基《種竹日記》（節選）
何紹基臨《張遷碑》
何紹基在書法藝術上的成功，除了先天固有的天賦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後天的勤奮所緻。科舉上，他通過發奮努力，才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考中進士，時年已三十有八。正是因為勤奮，才造就他博通經史，于古文方面有極深的造詣；在諸經、《說文》、注疏、史志、考訂之學諸方面的研究，頗具成就，成為詩書雙絕的書家。當然，這與他仕途的坎坷，促使他全身心投入有關。如果他仕途順暢，官運亨通，那麼他更多的作為也許就會如其父一樣，是在政治上，而非書法藝術上。